郑永年：疫情与中国治理制度

很多社会，一旦遇到类似2003年沙斯或者今天冠状病毒那样的大规模疫情，都会出现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尽管人们盼望理性，但理性在疫情发生时往往变得非常难得，甚至不可能，因为疫情导致大规模的心理恐慌。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必然会采取一些特殊或者额外的举措，而这些举措往往会被人从不同角度指责。

但如果政府部门不采取特殊举措，惊恐的人们就会自发地采取这些举措，甚至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这些非寻常或极端的举措是否有效，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有比没有好，至少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

如果说一旦出现疫情，这种极端行为不可避免，那么在日常和一般的制度设计中，就必须考虑到类似特殊情形的出现，以减少甚至避免极端举措的使用。人类的制度实践已经使得一种科学的制度设计成为可能。就中国来说，这涉及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