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辉:最低工资制合乎我国发展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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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从我国整体社会层面看,无论是推行何种最低工资制度,都必须达到平衡劳动力供需、生产力要素、科技创新和精深技能的大方向,打开经济发展大门,促进产业转型步伐和加強市场竞争力。(档案照片)
作者认为,从我国整体社会层面看,无论是推行何种最低工资制度,都必须达到平衡劳动力供需、生产力要素、科技创新和精深技能的大方向,打开经济发展大门,促进产业转型步伐和加強市场竞争力。(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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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新一届国会中,出现是否应立法推行“全面最低工资制”的辩论展开以来,政府与反对党双方各执一词,还未有共识;而政府更倾向于渐进式工资制的改良。

同时,反对党所提出的最低工资制只限于国人,不包括外来劳动力。这对我国相对大的外来劳动力流动是否会造成影响?

即使不考虑涵盖外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须考虑部份外来劳动力,如女佣、服务业、交通业、零售业、清洁工等等,还有待专家学者更深入地探讨。

从我国整体社会层面看,无论是推行何种最低工资制度,都必须达到平衡劳动力供需、生产力要素、科技创新和精深技能的大方向,打开经济发展大门,促进产业转型步伐和加強市场竞争力。否则,有可能顾此失彼,对经济和社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甚至加大社会矛盾。处理好这些问题对冠状病毒疫情下和疫情后的未来发展更为关键。

思路与考量

首先,政府如果加大力度干预劳动力市场秩序,是否会带来副作用?

无论在赞成或否定最低工资制,双方自然都认为政府一旦立法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市场必然会有所反应。不同的是一方认定更多是良性反应,而另一方则认为会是负面作用。

如何更客观地去审视这议题?提出这议题的一方,不能只聚焦于追求更“平等”和保护国人为主的雇佣立法考量;而反对此项立法的一方,也不能因此完全不去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思路所能带来的任何机会,即大家对工资定价机制本质的理解是否完全准确,合乎当前的挑战?或形势正在转变?

建议推行全面最低工资制的这种思路,主要体现为公共政策可以在尽力帮助本国员工的同时,也可以避开或协调某些负面影响或陷阱。这个论述很可能是一个误区。

产业转型的人力市场需求

过去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并没有什么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工资变动主要是代表对不同劳动的定价而巳,而这个价格完全由供求关系所决定。

同时,持这种思路的人认为,收入不均的加剧是由于技术进步造成的,技术进步导致了接受良好教育的就业人士更受市场青睐,而蓝领工作的价值则降低了。这种思路认为,政府政策对这种变化趋势基本上无能为力,最多是通过劳动所得税扣除和各种补贴之类的手段,帮助那些低收入者。

其实并不然。比如我国政府巳推行的精深技能方案,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产生巨大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关键在于此计划是否具持续性,加上充实内容,通过不断地改良,对我国产业转型的“寻路历程”必然大有作用。

也因此,政府对渐进式薪金制的改良,与精深技能实属良性的配合,希望人力部与职工总会往这方向继续保持动力推广。尤其是针对正处于转型升级的产业,也要兼顾到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PMET)作为产业核心的人力资源,他们是产业技术发展(管理、工程、科技和创新)的领头羊群。

通常在经济层面受冲击时,PMET所受的冲击,影响更为长期性,即使是在经济逐渐复苏后,一部分人也无法翻身了;对一些行业也造成冲击,当需求开始恢复时,却面对缺乏足够的高技术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断裂現象”也是值得关注的。相比于过度聚焦全面最低工资制的理想,我们应把目光放广而有全局观。否则,很可能顾此失彼。

所以,单纯以技术进步会造成劳动需求差异,从而导致工资差异,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最突出的例子是,高等教育不再能够保障永久性收入提高,或不被来自于全球或区域性突发事件淘汰。

有人会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会立即产生负面影响。以新加坡为例,若全面执行最低工资制,企业是否会大量减少雇佣本国人,在还没有足够(大量数据)证据支持这个结论之前,社会各阶层和领域应该对这个建议采取客观态度。单靠广泛的辩论,无论是代议士、专家或企业界,都未必能越辩越明。

但值得考虑的第一项事实是,全面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一旦立法成为现实,将来想退一步也会造成更大的政治负担。

其实,工资标准全面升上去和固化容易,要调下来却十分困难。没有任何受影响的受薪人士,会乐意接受工资下调波动,不论是什么原因。

认为全面最低工资制会产生正面效果的倡议者和学者,会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对雇主来说,任何提高劳动报酬的举措,都可能对企业带来益处:更高的士气、更低的流动率和更高的生产力。理论上,这些益处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直接影响,最终使得提高最低工资完全不影响雇佣需求。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情况大多时候只适用于已建立一定竞争力的行业。这类行业通常正处于进入更高层次的生产或服务能量,或更全面性的科技转型,且累积了更全面的市场竞争力和网络。而全面最低工资制度,并不适用于一般的服务行业,比如快餐业、零售业、餐饮业和低技术等行业。

这类行业基本上在资本、创新和高科技应用方面有着大局限,且行业内的员工流动率会更高。一般的新加坡中小企业也面对这方面挑战,十分容易跌入最低工资陷阱。一旦被迫采取硬性工资规定,无法抵消劳动力直接成本上升的影响,最终使得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事与愿违,因为企业自然以减少雇佣作为回应。这种恶性循环对中小企业尤其敏感。

此外,在包括佣金(或特别利益如合约性花红)制度的工作环境里,基本上全面最低工资制反而会造成对企业更大负面影响和包袱,也造成员工不积极争取达到更高生产力、创新思维和不断学习的意愿。这类行业包括保险业代理、财务顾问、理发师、行销等等。

或许一些人会觉得,员工未必都会有如此想法,但这事实却是普遍地存在。

零工经济普遍化

在自由市场体系中,临时职位是常见的,越来越多企业、雇主同独立工作者签短期合约,或把工作分割成阶段性项目合约,可以减少付出像常规性雇佣合约的员工利益。

这类行业包括了各类短期专项音乐表演或舞台表演。在一般的产业中,零工经济的例子包括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派遣工以及临时或兼职的企业雇员。

这样的产业生态不是最低工资制可以解决问题的。

零工经济巳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层面的一个组合,它提供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话收入,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尤其是当就业情况不佳的时候,它也可以是提供家庭妇女兼顾家庭需要的选择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我国人口老化加速的情况下,那些仍然可以贡献本身专业所长,或体力仍然适合劳动的人士,转为零工经济之一员,也是合理的劳动力再分配,对社会和经济是正面的效应,更完全符合“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最低工资制无法涵盖这个情境需求,一旦硬性规定最低工资,会造成许多人失去多一个工作机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工资是雇佣条件或合同的一个主要内容。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内在条件之外,外在的大环境和干扰层出不穷。产业针对任何一项内在条件的提升,不只是为了更精准的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也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外在市场运作和竞争,缺一不可。

基本上,现阶段直接使用宏观调控去提升全面最低工资之举,未必符合产业的内在生产(或服务)条件和指标;甚至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从公共政策的辩论到立法实施,以下是政府和代议士须审视的几个相关问题,也是現在产业界所关心的课题。

一、这项政策对企业本身的员工流动率是否会带来负面竞争?比如,造成更激烈的产业优质员工争夺战?相对的,较缺乏生产力员工的工资,却被集体提了上去。

二、该项政策如何与提升技术水平挂钩?是否会造成企业本身减少培训成本作为相抵?是否严重影响产业的创新和改革?

三、对产业的人力需求与供给和可替代性的影响,包括数码化、自动化、外来劳工、企业转型等等,是否会造成企业减少雇用本国人?这会否造成零工经济人数的大量扩大,进而影响国人未来的医疗保障,以及大量减少公积金退休配套?

全面推行最低工资,须综合以上的总体评估和国家经济发展方针,再作出精准判断。

最低工资不应被当成另一种社会“共享安全网”。工资作为劳动所得之回报,其主要原素并非来自于“做工”而巳,而是根据工作环境,相对标准、绩效、风险、进阶等等多元化原素所决定;而这也深受外在劳力市场供求价格系统所影响。

在今天各取所需的分化式互联网和信息价值时代,最低工资的概念到底又是为谁而定?

(作者是退休人士;曾任跨国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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