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10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上蔡永兴的《奠定本土文化和新加坡核心价值观》，仅针对其中关于“星语”（蔡文对新加坡土式英语Singlish所作定义）重要性问题，提出一些多年积累的看法。固然，这么做是冒着“打压本土文化”指责的风险。
蔡文认为，Singlish是新加坡人独特的语言，它对“星文化”的贡献，国人与政府都要重新认识。文章并认为“星语”并不会降低国人操标准英语或华语的能力，因为国人已经习惯在不同场合使用相应的语言了。
这里是把文化的凝聚过程视为极其简单的一回事，而只要是本土的就是独特的，只要独特的就是优质的。稍为深入思考，便知道这些观点与事实不符。
土英语并不特别崇高
首先，Singlish在世界上并不独特。它是东方商港打开了，当地人为了与外界沟通，能力有限而产生的一套“洋泾浜英语”。最早发源地之一是清朝的广州，这套洋泾浜英语，就叫Chinglish。由于大英帝国的影响，世界上各式洋泾浜英语多的是。
再说，所谓标准英语，也并非出自英伦本土的原住民。据欧柏（Edward Albert）的经典著作《英国文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所述，巨石阵史前时代的英格兰住民并无成文的语言，那是由罗马人、诺尔曼人的征服，继而是盎格鲁·撒克逊等民族从海上到来，成为土地的主人，才繁衍出古代英语，产生英语文学。
据考，17世纪时，英格兰王国把英语定为国语，才有所谓“标准英语”的定型。也因为有此标准，有此教育，有此文学，英国文化才会走遍四海五洲。
Singlish在新加坡也并非人人接受。英文源流的报刊上有论者指出，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大家都很重视说标准英语（华校里面也学英文文法）；倒是把Singlish神圣化的年代，标准英语的重要性终告旁落。因而本人认为，教育部一再提醒，过度推崇Singlish会影响标准语文的学习，是专家所得出的结论，并非过虑。
英文《商业时报》1999年6月4日发表了一篇由评论员Jaime Ee写的文章《Singlish与不甚高明的蔑视艺术》，可谓发聋振聩。文章说，殖民地时代视女皇英语为好的英语，然而独立后的新加坡，坚持说标准英语则被认为是“洋奴”表现，与本地精神背道而驰。
同时由于“剧情需要”，新加坡人就如蔡文所说的，根据个别场合使用标准或不标准的两套语言。然而论者观察到，当梁智强、李国煌等华语源流的艺人，静悄悄地利用语言掺杂的“阿明文化”搞笑时，英语源流的电视节目，如潘厝港，却大张旗鼓，把Singlish搞笑捧为新加坡俗文化的至尊。
文章指出，新加坡的英语教学比任何英语国家都好。传统华社说Singlish，是因为人们想说英语而不得，是种无奈。但某些英校出身、本来就会说标准英语的人，却把Singlish化作蔑视“华语人”的工具，显示自己的优越。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显示他们在本地已傲然当家作主了，不再是“洋奴”。
应培养更多作家与文化人
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曾指出，新加坡的一大弊病是只把语文当成工具。说到底，新加坡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语言应变功夫，只可算是某种求生本能，并不等于创造文化的能力，更不能说这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定居英国的新加坡作家官星波（Stella Kon）曾在80年代创作了一部英语剧《翡翠山上的艾美丽》（Emily of Emerald Hill），讲述一位娘惹的一生。这是部独角戏，娘惹艾美丽一出场，便手持电话话筒，尽情表露本地土生华人的语言天才。针对不同交谈对象——海外对话、本地英语菁英圈子、家庭姨妈姑爹、市井摊贩或巴刹红龟粿阿嫂，她随即换腔转调，面不改色。
很好看的戏。但新加坡人的楷模对象如果是娘惹艾美丽，层次便不高。到头来，或许也像她那样，演出了时代里的悲剧。
真正成为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区域）文学经典的，是《翡翠山上的艾美丽》这个剧本。真正创造了新加坡本土文化的，是诗人作家官星波——官星波的文采，官星波的笔力。其实官星波不仅本身是位作家，我从孩子当年的英语文学课外读物中，读到了不少由她撰写的分析与导读，因而自己也恶补了不少课。
换句话说，新加坡人要创造自己的文学，累积自己的文化，正确的方向应该不是口语上的嘴甜舌滑，而是通过我们已经相当完备的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作家、文化人，更多的官星波。
当然，由Singlish话题说开，本文涉及的主要是英语文化圈。对于近年来关于华文华语式微的感慨，本人也有很多话想说。篇幅关系，就此打住。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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