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新加坡的教育政策，1987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国内所有中小学一致采用英文英语为教学媒介，课程中单独设立一科“母语”——即华族的华文华语、马来族的马来文马来语、印族中大多数人的淡米尔语，称为新加坡模式的双语教育，并被引以为国家的骄傲。
蓦然回首，政策的实施已33年了；政策元年出生的婴孩，现在很可能已是当前学生的家长，可见影响的深远。双语教育政策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游走于中英文报界多年，也曾多次参与相关研讨的笔者，却对政策实施后的风风雨雨深觉感慨。
2009年5月9日，本地有2400多人联署请愿，要求教育部遏止华文程度继续走向滑坡。而在另一方面，埋怨华文积分影响升学的国人也提出抗议，致使教育部撤销了有关规则。
直至最近，由于“英”盛“华”衰，以英语作为全新加坡人母语的倡议则甚嚣尘上。那么，原“母语”科有必要保留吗？双语教育政策还是我们的骄傲吗？良好的双语政策该怎样维护？
语文教育牵涉了各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二是社会的认同，三是学生和家长方的接受。针对新加坡当前的“语文教育危机”，我认为最有必要的是须在各个层面去除“此消彼长”的矛盾。如果国家认为双语政策值得坚持，就有必要调整“英语”和“母语”间的平衡，尽管不是完全对称，也不能出现滑坡的趋势。
据我所知，近年来有些邻里学校里面组织起“高级华文学生家长会”，抱团取暖，可见民众护苗保根的心理。
荣休居家，这些年从互联网上浏览了不少从中国出来的“新移民”，在海外组建的自媒体，用华语论时事、讲哲理，一点不含糊。令人感觉，新生代学者柯思仁所指认的，在本地失踪已久的“用华文思考”的知识层，将会在国际大环境的带动下慢慢又再出现。
有一位人在澳大利亚的油管客（youtuber）“悉尼奶爸”，便曾在政论视频的题外话中，谈到了他对孩子语文学习的担忧。显然的，澳洲是个英语国家，在当地教孩子学另一种“母语”如华语，真是谈何容易。
奶爸很着急，于是请教了语言学学者。专家告诉他，担心是多余的，语文学习的关键，在于“纯净”和“隔绝”两个环境要素。“纯净”就是在英语课中只用好的、标准的英语教习，以此类推。“隔绝”就是语文课堂只学一种语言，不杂七杂八的受其他语文影响。
这让我猛然想到，新加坡新生代产生很多语言“四不像”的人，是不是拜“用华人习惯说英语”的Singlish之赐？
这也让我想到，方言“解禁”时，曾订了付费电视的粤语频道让父母欣赏，父亲说有广东话节目看固然不错，但要不是新加坡制订的华语政策抓得那么紧，像他那样的第一代移民，是绝对学不上华语的。
这里说说“方言回潮”从何而来。从文首的例子就可知道，本地能影响政府政策的族群，是说英语的土生菁英所凝聚成的“国族”。2017年有位留英学者接受报章访问，所说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自己出生于信奉天主教的英语家庭，父母让她进入教会学校，上母语（华文）课时，老师骂她华文学不好，是假华人，并用圆珠笔刺她的手臂。回想起这段“严苛”的经历，她申诉，殖民地时代留下的英语固好，却让新加坡失去了华人的方言。
很大部分“国族”的理想新加坡语，其实是英语加一点华人方言。但显然的，这样的立论来自对新加坡语文教学历史的无知，来自对华文华语和华文教师的偏见。试问，新加坡华文老师中，有多少个会用圆珠笔刺学生的手臂？但是在“方言回潮”声中，不明就里的新加坡年轻人，宁愿花钱请人教他补习方言，也不愿在普及教育的学校中学好华文。
不错，华社中的宗乡会馆让会员子弟学习自己族群的方言，举办演讲比赛，无可厚非，也不犯法。然而，倘若新加坡真有一个团结的、有凝聚力并且是高瞻远瞩的华社，它的首要目标，就是护苗保根，维护华文华语在教育方面、在社会方面的地位。
我时常举出，也曾被人引述的一个例子，是捐出500多英亩地建成南洋大学的福建会馆，并没有要求南大用福建话教学。新加坡华人为什么普遍能说华语？这不能不说，福建会馆很早就在会务上采用华语居功至伟。1993年，中华总商会撤除方言帮制度，采用华语为行政语文，是另一佳例。
寒舍书斋中还珍藏着一本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的《长哭当歌》——林康短篇小说集。那是1986年9月，作者惠赠于我的。林康因这本小说得奖，我给《海峡时报》双语版访问了他。书的封底附上委员会主任张良材先生的讲话节录：“我们不问籍贯，只问作品是不是以华文创作，是不是达到一定的水准，我们就乐意负责出版……”
俱往矣，宗乡会馆鼓励华文文学创作的时代！俱往矣，讲华语的南洋大学，从1955年到1980年，存在了25年；东亚哲学研究所，1983年至1992年，九年；特选学校启蒙班，1979年至1992年，13年。各位尊敬的乡亲父老，各位高贵的社会贤达，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啊！
（作者是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