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报人庄永康有感于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失衡，而在2020年10月30日于《联合早报·言论》发表《怎样维护良好的双语教育》一文。文中大部分的观点与所思所感，我都能有所共鸣，唯独文末所发出的“俱往矣，宗乡会馆鼓励华文文学创作的时代！”的喟叹，我无法苟同。
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生前指出，马来西亚华社的文化形态具有三层结构的特点：第一层是华人社团；第二层是华文教育和华文报；第三层则是马来西亚有别于其他国家华社的重要进程，即政治参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及文化演绎。他认为第三层结构之所以能够开展，主要是因为对华文教育底线的坚持。
郑良树的上述话语说明了华人社团的重要性。第一层的华人社团是核心，在核心的基础上，衍生了第二层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报，最后更参与到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建设工作，其中就包括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在独立建国之前，新加坡社会的文化形态与马来西亚大致相同。早期华人移民海外，往往是先有膜拜神明的庙宇，后有乡梓互助的社团。一旦华人社群形成，就有了兴学办校和办报的需要，因为教育是文化延续与文明进程的根基，而报章是建立人类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之所以能够处于东南亚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三层文化结构的牢固。
新加坡宗乡会馆一向来都对新华文学扮演着一定的助力角色。2015年12月，我在台湾杂志《文讯》上发表一份题为《新加坡文学创作奖项与出版经费补助》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提到了四类经费来源，其中两类与宗乡会馆有关。其一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共同设立的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开放给推动中华语言、文化或文学专案的文化团体申请；其二是文化团体、宗乡会馆、新移民团体或学府的协助或补助。
在众多宗乡会馆赞助的文学书籍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从1985年至1998年，全额资助不同籍贯的新华作者出版的38本单行本、文学评论集或文学选集。这套由林方亲力编排的文艺丛书，包括希尼尔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黄孟文散文集《朝阳从我身边掠过》、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和林高微型小说集《笼子里的心》，他们都是当时或后来的新加坡文化奖得主。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新华文学的蓬勃发展起着正面的催化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出版的《朝阳从我身边掠过》，在1994年6月新加坡作家协会举办的新书义卖会上，获得时任新加坡狮城扶轮社社长耿新民的支持。后者拨款9000元购买《朝阳从我身边掠过》以及其他义卖者的一些著作，总共360本，分赠给新加坡九所特选中学，以提高莘莘学子的读书风气。从这个环节中，我看到了新加坡华社对于新华文学与华文教育的直接与间接助力。
除了联合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之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从1986年1月创刊的《源》杂志，至2020年10月为止，已经出版了147期。这本以弘扬华族优良传统，关注社会发展，反映人文景观为主的双月刊，是了解近代和现当代新加坡华社的主要参考书；而不能忽略的是，30多年来，这本杂志为新华作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创作园地，是新华文学的活水源头之一。
自谭瑞荣担任总编辑以来，过去几年，《源》添加了若干文学元素，例如举办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剧本在内的“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特约齐亚蓉与本土资深作家进行深度采访；在奖励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没忘记对文坛老将的创作道路予以回顾。
从1995年开始，新加坡福州会馆与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联办常年性质的全国小学现场华文创作比赛，后来增设国际精英赛，比赛规模扩大到南马柔佛、中国福州和文莱，作家协会也成为联办单位，赛会如今已是新加坡文化品牌之一。从2012年至今，福州会馆与作家协会每两年联办一次全国中学生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希望以此发掘有潜质的华文写作人才，推动校园的写作风气。
1999年6月27日，福州会馆成立“小作家学会”，顾问团成员包括王润华、黄孟文、刘仁心和骆明，导师团成员包括董农政、蔡深江、刘瑞金、陈志锐和林仁余。2001年，福州会馆出版小作家学会作品集《跳舞的向日葵》。
自2003年以来，新加坡福建会馆每年举办“福建会馆文学奖”。这个奖项结合了三个性质相同的写作比赛：一、自1984年开始的“福建会馆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二、自1998年开始的“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它最初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学会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联办，自第四届起获得福建会馆的资助，成为会馆的常年活动；三、自2003年开始，由福建会馆、新加坡文艺协会和南侨中学联办的“全国中学生华文创作比赛：新蕾奖”。福建会馆整合这三项写作比赛，旨在持续地系统培养在读小学、中学、初院及大专学府的学生从事华文写作的兴趣。
这两个会馆在举办华文创作比赛之际，也把得奖作品收辑成书。福州会馆出版的得奖文集包括一系列的《笔耕》和《闪烁的微光》；福建会馆出版的得奖文集包括一系列的《作文群英》《新蕾奖》和《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文集》，后者每年冠以不同书名，如《南颂风雅》《意笔丹夏》和《墨戏三千》。这些学生得奖文集，构成了新加坡学生华文文坛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我在前述的报告中指出，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提供一个竞赛平台，不论国籍，公开让新加坡所有在读的初级学院学生、理工学院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至今培养了难以计数的文教界人士，包括从事新闻业的洪奕婷和陈宇昕，在剧场工作的刘晓义，从事教育工作的方伟成和傅翀，在美国攻读博士课程的应磊等。他们的获奖作品，也是新华文学的组成部分。
宗乡会馆与新华文学血脉相连，也见诸于新千禧之后，莫河主编、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出版的多部文学作品集，包括：《海南文学之梦——世界海南人作家录及作品选》《已故琼籍作家：力匡、李蕴郎、林秀合集》《亚细安海南作家作品选》和《新加坡海南作家之十八名家作品选》，以及该会与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联办的三届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的三本得奖作品总集。
新加坡南安会馆也对新华文学有所助力。1990年10月，在该会和时任主席林文鸳的资助下，南安会馆出版了丘柳漫的艺术评论集《襍华为严饰——陈瑞献研究》。过去十年，南安会馆先后出版了南安艺文社社长李成利编著的《南安精神初探》《南安精神与南安人》《梁后宙与林厝港》和《狮城情深：新加坡南安先贤的事迹》等书。这些偏向于跨国史料整理的纪实文学，对于华人移民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就我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以宗乡会馆的名义出版的新华文学书籍尚有：林方主编《诗的新苗》（新加坡晋江会馆，1986，该会与五月诗社联办诗歌讲习班的学员作品选集）、《新加坡海南作家选辑》（新加坡琼州会馆，1991）、何盈采访随笔《笔下留情》（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1997）、方修主编《新加坡潮籍作家百人集》（潮州八邑会馆，2001）、寒川主编《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金门会馆，2005）、刘星综合文集《不忍卒读集》和田流微型小说集《新加坡的形形色色》（新加坡丰顺会馆，2006）、吴登长篇小说《移民岁月》和《非法移民》（新加坡福清会馆，2013）等。
一些宗乡会馆定期出版的会讯和会刊，也容纳了若干文学创作，例如茶阳（大埔）会馆出版的《茶阳之声》、南洋客属总会出版的《客总会讯》和新加坡永定会馆出版的《永定会刊》。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与新跃大学联办的第六届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筹备出版学员纪念特刊，在筹措经费的过程中，获得了茶阳（大埔）会馆与南安会馆主席陈奕福的慷慨解囊，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新华文学的助力。
虽然在新华文学数十年来的出版浪潮中，宗乡会馆资助出版的书籍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诸如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编印的《源》杂志、福州会馆和福建会馆举办的多项创作比赛和出版的多种得奖文集，其对新华文学的助力仍在持续进行中，是有目共睹且不容忽视的。
（作者是新加坡业余写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