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纪赟的《国族构建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张力》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让我深有触动。作者是来自中国、久居新加坡，但是，他对新加坡国族建构、社会结构与文化根基的整体认识，不亚于许多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此文从中古时期中亚地区古老民族栗特人的多元文化光环着手，认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固然是巨大的遗产，却也是能让一个社会瞬息间分崩离析的原动力”，进而联系到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脆弱性。以栗特文明的消失作为新加坡的前车之鉴，用心良苦。
文中两次提及“新加坡性”。第一次是说“新加坡人就像是一群永远挣扎于国族、族群与宗教认同的游子，如何打造一个具有共同归属感的‘新加坡性’，就成了一项注定没有终点，却又必须持之以恒地努力的重要使命”；第二次是说“新加坡依然面临另外一组更深层次的矛盾，即在稳步推进‘新加坡性’的同时，如何在多元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国族同质性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虽然文中没有明确谈到什么是“新加坡性”（Singaporeanness），但从行文中可以推测，纪赟笔下的“新加坡性”，就是一种抽象的、属于新加坡人特有的“国家认同”的概念。如果说国家建设是立国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凝聚立国向心力必不可少的心件了。
纪赟此文让我想起了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2011年1月21日推出《海峡时报》七位记者撰写的新书《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中所表示的，一个真正的国家，是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团结一致，必要时愿意为彼此牺牲。但新加坡是在人民没有共同点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的“新加坡人”只能算是个概念，仍然是一个脆弱的国家，也是还在创造中的国家。
李光耀当时在发布会上强调了认同感的重要性。他希望新加坡人努力协助维持新加坡的凝聚力与团结，从而维护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并在人民之间互相包容，和谐共处，以形成认同感与归属感。（蔡添成《李资政：新加坡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2011年1月22日《联合早报》）。
2004年6月23日，李光耀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而举办的“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上致词时重申：“当我国宣布独立时，要在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当中，灌输全民一心的国家意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不同的族群都对各自的根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从成立自治政府以来的45年间，新加坡在培养强烈的国家意识方面，已经大有进展。”
2009年5月4日，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也高举新加坡国家主义的旗帜：“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因为只要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群众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新加坡的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我们社会的多元种族基础上，并且考虑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和区域现实。”（杨荣文《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2009年5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
新加坡领导人对“国家意识”和“国家主义”的一再提及，在说明这些意识形态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要了解“新加坡性”的真正涵义，我们有必要回溯新加坡的建国历史。
日军入侵新加坡，除了带给新加坡人血腥的记忆之外，也激发了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的初步凝聚。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日军的入侵，而结束了海外华人对居住地政治漠不关心的局面。日本《朝日新闻》曾指出，过去，海外华人以专心经商而对政治全无兴趣著称，直至日本侵入马来半岛以及日本兵开始欺侮年轻的李光耀时为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1942年，19岁的李光耀曾机警地从日军的“大检证”卡车中逃走，捡回一命，也曾在日军入侵新加坡后不久，莫名其妙地遭一个站岗的日本兵揍了一顿。“可以说，是日本人迫使他投身政治。有人说，就在那关键性的一刻，李光耀变成了新加坡人而不再是一位海外华人。”从那个时期开始，不仅李光耀萌生了国家意识的思考，其他新加坡人也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思索他们的身份和未来。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正式成立。这个由一群工运领袖、教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所组成的政党，最初的成立宗旨就是透过宪制谈判以争取自己当家作主。他们最初以为把英国统治者赶走，新马便能顺利地合并成一体，但他们却不曾预料到，当时马来亚当权派并不抱持相同的想法。
1964年，新闻工作者出身的新加坡开国元勋拉惹勒南在一篇题为《人民行动党的第一个十年》（PAP's First Ten Years）的演讲稿中指出：“人民行动党当初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英国在新马的殖民地统治一旦结束，一个团结的马来亚将自动地出现。……然而，草拟人民行动党党章的人士却低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加坡内部的种族、文化和社群问题，导致新加坡被隔离在马来亚联邦之外多年，经过合并谈判，才在1963年于新的马来西亚旗帜下与马来亚合并。”
其实，在新加坡建国之前，李光耀的“一个属于马来亚人的马来亚”的意念便表现得非常坚定。早在1950年9月，当他刚从英国学成归来时，即向记者们表示本地华人应该放弃“华侨”（overseas Chinese）和“新加坡华人”（Singapore Chinese）等“妨碍建设马来亚国族主义”的沙文主义式称谓。
他认为华人应该凭借自身悠远的文学和历史积累，共同创造马来亚的文化。他设想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建立，在这个社会中，马来亚的国家文化是由多元种族所建构起来的文化，并凌驾于各族文化之上。由于李光耀的政见与马来亚掌政者有异，导致新加坡的建国之路并不平坦。
西方学者在论述新加坡过往半个世纪的动乱与成就时，始终把新加坡荆棘满布的建国进程，紧紧地与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与顽强斗志维系在一起。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受教育、并在新加坡工作了12年的约翰·特拉斯代尔（John Drysdale）在《力求成功的新加坡》（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一书中指出，新加坡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外国势力的侵占与统治，国内的政治动乱，共产党人的挑战，到今天能够蜕变成亚洲最繁华的国家之一，李光耀的英明领导功不可没。
约翰·特拉斯代尔也深入分析李光耀和他的政治同侪，如何在1950年代成功地说服英国政府让他们自治；如何在1960年代智取共产党人，取得最终的执政权；如何带领新加坡人从脱离马来西亚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如何摆脱建国初期的贫困和动乱，迈向1990年代的繁荣与富足。
1970年代，曾多次随同李光耀到外国访问的英国记者亚历克斯·佐西（Alex Josey），在《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Lee Kuan Yew: The Struggle For Singapore，吴俊刚中译）一书中说：“李光耀的生平主要是关于政府与政治；源自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亚洲的试验；一个前英属殖民地、未开发及新兴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迷人而危险的多元种族主义。”
回溯上述历史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性”的最大特征，就是认同新加坡的多元种族、语言、宗教与文化的社会价值观，捍卫新加坡的整体利益，并在极度困境中仍然维持坚不可摧的韧性（resilience）。新加坡人举国上下在2020年对抗冠病所展现出来的顽强斗志，其实就是“新加坡性”的表现。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只剩下三个氏族，也能灭掉秦国。比喻即使弱小，团结一致也能成功。一旦绝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也建立起这种“打不死”的“新加坡性”，那就表示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兼具立国硬件与立国心件的真正国家了。
（作者是新加坡业余写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