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危机还是生机?

在裕廊西第444座组屋底层,有一家特别的 “咖啡店”。它打着 “Kopitiam” 的招牌,却不卖咖啡,而且每周只营业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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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屋底层举办的 “Repair Kopitiam” 电器维修工作坊,于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举行。(刘智澎摄)

原来,这是社会企业 “永续生活研究所”(Sustainable Living Lab)举办的 “Repair Kopitiam” (维修咖啡店)工作坊。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这群义工都会在这里免费教导街坊维修损坏的家用电器。久而久之,这里也成了街坊们的情感联络站。

住在裕廊西的李亚妹(64岁),就带了两台电风扇到 “咖啡店” 修理。

她说:“因为风扇还很新,丢掉只会制造多一个电子垃圾,所以我就带来这里,请他们帮忙修理。我之前来过一次,修得很不错。有年长师傅,还有高中生当 ‘学徒’,我也会自己动动手,学怎么修理。可以修就修,不用浪费钱买新的。”

将心爱的玩具修好  是更有意义的生日礼物

来自奥地利的安吉丽娜(38岁)也带着4岁的儿子过来。那天刚好是儿子的生日,她希望把儿子心仪的玩具遥控车修好,当作他的生日礼物。

“我曾经尝试自己在家修理,却不知道从何做起,所以我上网搜索,看到这个工作坊的面簿广告,我们就满怀期待来到这里。很开心还有别人和我信念相同,认为不该丢弃电子产品。来到这里,我觉得我也是社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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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奥地利的安吉丽娜(左一),带着儿子心仪的玩具遥控车来 ”Repair Kopitiam” 修理。(刘智澎摄)

“Repair Kopitiam” 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有超过250人报名成为义务 “维修教练”。

在正式成为 “维修教练” 之前,义工先在两个月内完成八堂课,在专人的指导下学习不同日常用品的维修方法。

负责人阿迪卡表示:“我们还撰写了一本教材。过去三年,我们已经维修了超过1500件电器,成功率是60%,最常见的电器包括熨斗、风扇及电水壶。”

不过,也有一些电器已是回天乏术,或是已被时代淘汰的古董。

义工李永义(52岁)说:“有些电器实在太老旧了,连年轻义工也找不出问题在哪里。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尽力而为,如果损坏没那么严重,我们还可以修理。可是如果需要的零件已经很难找得到,我们就无法修理了。”

李永义认为,人们的消费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不过,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提高公众对维修电器的意识。

“我们并不是帮公众维修,而是教他们自己动手维修。如果电器制造商在设计产品时,可以更重视 ‘可修性’,那么消费者在电器损坏时,就可以把它拆开进行维修,而不是另买一个新的。地球的资源有限,我们不能继续无止境地使用这些资源。选择再循环或维修电器,可以帮助节省资源,延续电器的寿命,从而减少电子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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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电子工程系文凭的李永义(左一)在三年前加入 “Repair Kopitiam” 的义工团队。(刘智澎摄)

欲壑难填  当我们忘记惜福爱物 

44岁的吴慧贤也是一名义工。

不过,她不是在 “咖啡店” 帮街坊维修电器。

她不久前辞掉银行资讯科技经理的工作,加入非政府组织 “零废新加坡”(Zero Waste Singapore)的义工团队,在学校和社区举办讲座,推广 “绿色生活模式”。

与义工们一起动手,将收集到的资源分类,交流环保心得,让吴慧贤深刻领悟到 “惜福爱物” 的重要性。

“其实人们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却太多。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都渴望拥有最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未必是他们需要的,甚至是他们本来就已经拥有的,所以买了之后很快又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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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贤在非政府组织 “零废新加坡” 担任义工,在学校和社区推广 “绿色生活模式”。(受访者提供)

吴慧贤也观察到,比起回收旧电器,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直接丢弃。“尤其是大型电器,人们嫌回收程序太繁琐,除了要打电话询问,还要等工作人员来搬运,有时甚至还要亲自搬去回收中心。现在有了网络购物平台,很容易就能买到新电器,免费送货服务也很方便,人们就更不会要维修旧电器了。”

不过,吴慧贤始终认为旧电器有它的价值。“一些旧模型的设计和发动机功能都很不错,如果能修好,甚至可能比便宜的新模型更持久。之前我的电风扇坏了,我就请附近巴刹的老伯帮忙维修。一些旧零件对我们来说也许毫无用处,对旧货商来说却是宝物。”

吴慧贤说:“在我居住的马林百列社区,每个月都有电子垃圾回收活动。主办方会根据收集到的电子垃圾数量,免费捐赠LED节能灯泡给一些低收入家庭。损坏的电视和VCD播放器,其实也可以交给制造商回收处理,他们的联络方式都在环境局网站上。”

今年2月,吴慧贤受邀出席环境及水源部针对电子垃圾的公共咨询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认为公众教育做得还不够,很多人都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回收桶,也不清楚如何正确使用回收桶,所以电子垃圾回收桶里常常会有玻璃、塑料瓶和铝罐。环保组织已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却还是没有解决。我建议在每个回收桶旁边放置一个垃圾桶,那么公众就不会把一般垃圾丢进电子垃圾回收桶。”

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环境局网站上的互动地图,了解住家附近有哪些电子回收点。

只有6%的再循环率  这个数字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本地每年丢弃约六万吨的电子垃圾,一半是家用电器和资讯科技产品。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每年“制造”约11公斤的电子垃圾,相等于73台手机的重量。不过,只有6%的电子垃圾做到再循环。

 

电子垃圾回收率如此之低,究竟为何?公众意识薄弱只是一方面,缺少便利的回收机制与之互为因果。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答案并非是本地没有致力于回收的企业,但他们只是少数,而且多年来面临着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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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平均每人每年丢弃约11公斤的电子垃圾,相等于73个手机的重量。(档案照片)

新电信:回收计划见成效  但设置回收桶仍有局限 

本地电信公司新电信和新邮政,在去年的世界环境日(6月5日)携手推出本地规模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计划“ReCYCLE”。在这个计划下,公众可以把不要的手机等设备丢进特定的回收桶,也可以用“ReCYCLE”免费信封邮寄,无需支付邮费。全岛目前有八间新电信零售店、58家新电信特许零售商和57间邮政局提供这项服务。

过去九个月,两家公司收到约500公斤的电子垃圾,多数是小型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电脑、充电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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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信和新邮政推出免费的特制信封,让公众装好电子垃圾再投入邮箱,无需支付邮费。(新电信提供)

不过,新电信可持续发展总监谢文聪受访时表示,在设置回收桶时,面对不少限制。

“由于零售店的空间有限,回收桶不能太大,所以我们无法收集大型的电子产品。购物商场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也不能设置回收桶。他们可能担心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回收桶进行恐怖威胁,或担心清洁工人把这些电子垃圾当成一般垃圾丢掉。”

谢文聪也认为,电子科技发展迅速,导致电子产品更容易被淘汰,造成电子垃圾泛滥。

“市场上的电子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消费者不断追求最新的款式,几乎每年都要换一次。与其把这些还能用的旧款手机丢掉,不如拿去回收,或收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不然,旧款的电子产品越快被淘汰,电子垃圾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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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以把不要的手机和互联网设备丢进新电信零售店的回收桶。(新电信提供)

环境及水源部在今年2月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该部门开支预算时宣布,在2021年前落实一套强制性的电子垃圾管理系统,确保电器业者妥善处理电子垃圾。

管理系统推行初期,将有五大种类的产品被纳入监管范围:电池、电灯、太阳能光伏板、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大型家用电器、以及手机和电脑等资讯科技产品。这些产品占本地电子垃圾量的90%。

在管理系统下,电子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达到当局设定的回收目标。电器零售商安排送货服务时,必须提供免费的“一对一”电器回收服务。电子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也必须遵循 “制造商责任延伸”(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 EPR)的监管模式,回收在本地市场售卖的电子产品。据了解,EPR模式在瑞典、丹麦和韩国多个国家推行,取得不错的成效。丹麦去年的电子垃圾回收率高达70%。

富士施乐: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往往最不利于回收

打印机和复印机制造商富士施乐(Fuji Xerox),早在1995年就开始提供免费回收服务,过去20多年来的回收率高达 99.9%。客户可以依照合约里的条款,把报废产品送到回收中心,或拨打热线请服务员帮忙处理。富士施乐也委派一名全职 “绿色大使” 指导客户如何妥善处理报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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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施乐自1995年开始为报废产品提供免费回收服务,回收率高达 99.9%。(刘智澎摄)

富士施乐多年来致力于推广电子垃圾回收,背后原来还有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1993年,日本某个乡村出现了许多废弃的富士施乐产品,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产品本该由第三方承包商负责回收,不过消费者却没有通知承包商而随意丢弃。报废产品管理不当,导致富士施乐的品牌形象大受影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富士施乐决定建立自己的回收网络,在亚太地区成立七个 “生态制造中心” 来处理报废的产品。

富士施乐亚太区企业可持续发展总监梁禗殷透露,这七个中心每年可节省多达3500吨的原料。

“根据巴塞尔公约(控制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国际公约),在东南亚国家收集的报废产品必须运往泰国曼谷的生态制造中心进行拆解、清洗和检查,才可以重新使用。那些质量不太好的原料,会卖给泰国的回收中心,可用来铺路或制造新的电脑。”

泰国是富士施乐在东南亚唯一设有生态制造中心的国家。其他六个中心位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韩国。

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往往最不利于回收。为了维持99.9%的回收率目标,富士施乐在设计产品时必须考虑其回收性。

梁禗殷解释说:“之前的生产过程都使用胶水,因为那是高效率的做法,可是后来发现,两种不同材料的零件用胶水粘接后,很难完全拆开。即使拆开了,用材料A制成的零件上面也会残留材料B的碎片,很难彻底清除,所以不可能分类进行回收。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规划整个设计机制,用别的粘接方式来取代胶水,以确保零件更容易组装和拆解。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可通过人工拆解成88种不同材质的零件,回收性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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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施乐的产品可通过人工拆解成88种不同材质的零件。(刘智澎摄)

虽然富士施乐推出回收计划已经23年了,但是梁禗殷认为,要在全国实行EPR监管模式,还是有一定难度。

“我们这些年来投入不少资金去建立回收网络和重新设计产品,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小型企业要如何筹集额外资金来建立回收网络?我认为这方面需要政府的介入,提供一些资助或津贴,帮助企业开始推行回收计划。”

为了让电子产品回收的物流工作可以顺利进行,电子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将聘用“制造商责任机构”(Producer Responsibility Organisations,简称PRO)。国家环境局下来也会要求PRO与电子垃圾再循环业者申请执照,确保电子垃圾管理系统符合安全规范和环保标准。

再循环业者:回收已是赔本生意  公众却还想和你要钱

本地目前有六家主要电子垃圾再循环业者,希世环保是其中一家。

希世环保的原料主要来自企业报废的电子产品,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个人消费者或家用电子产品。设在大士工业区的回收工厂,每年处理约5000吨的电子垃圾,其中也包括新电信和新邮政收集到的旧手机和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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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世环保的员工把新电信收集到的电子垃圾进行分类和再循环处理。(梁伟康摄)

希世环保市场行销执行员林诗满透露,成本压力是许多再循环业者普遍面对的问题:“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其实是专业性强、需要很多技术的一项工作。初期投入的成本较大,回本比较慢。目前本地电子垃圾回收的大环境尚未成形,也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不是所有电子垃圾都能在本地进行完全的处理,一些电子垃圾还是必须送到国外进行更深层的处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本地的设备和技术,还不像国外那么先进。”

那电子垃圾再循环业者的盈利来自哪里呢?原来,“商机”就在手机电路板里。

为了增加导电性和减低耗电量,手机电路板上会涂有一层薄薄的黄金。电路板在经过人工拆解和化学处理后,可以提炼出黄金碎片,再溶解冶炼成金条,作为工业用途。据了解,每吨电路板可以提炼约300克的黄金,市价可达到1万6500新元,而这些贵金属就是电子垃圾再循环业者的主要盈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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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里的电路板经过人工拆解和化学处理后,可以提炼出黄金碎片。(梁伟康摄)

希世环保不排除未来和旧货商进行合作,不过林诗满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先改变公众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错误认知。

林诗满表示:“公众常常会问 ‘我今天给你这台旧电脑,你会给我多少钱,会不会像旧货商那样给我几块钱?’,但其实我们不会。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社会引导, ‘我今天给你这台旧电脑,是希望能在电子垃圾环保方面做出一些贡献,帮助新加坡变得更好’,而不是纯粹为了个人或金钱上的利益。”

加龙古尼——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回收者

除了获得国家环境局执照认证的再循环业者,本地也有一些非正规的小型回收业者,如旧货商 “加龙古尼”。然而,由于缺乏专业的能力,多数旧货商在挨家挨户收集电子垃圾后,只会选取较有价值的部分零件卖给再循环公司。没有价值的部分,就会当作一般垃圾焚烧处理。这种做法不但无法提高资源回收率,还会严重污染实马高垃圾埋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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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电子垃圾会严重污染实马高垃圾埋置场。(档案照片)

环境及水源部接下来将把旧货商也纳入管理系统当中,并且鼓励他们继续扮演现有的角色,提供上门回收的服务。这些旧货商也能通过PRO把无法重新利用的电子垃圾交给再循环业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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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水源部将把旧货商纳入电子垃圾管理系统,鼓励他们继续提供上门回收电子垃圾的服务。(档案照片)

过去十分钟,当你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新加坡又丢弃了约1141公斤的电子垃圾。而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些电子垃圾都是我们 “制造” 的。我们又是否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你下一次想要淘汰一个电子设备时,是否知道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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