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加坡文明且现代化，但是社会性别平权仍有提升完善的空间。
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方面获得平等对待，性别之间关系基本和谐。可细察之下，与入职机会相比，职场中的升迁和在公司高管中的比例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据媒体报道，本地100家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率，从2020年的17.6%到2021年的19.7%，取得显著进步，但男女性4：1的现实证明，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本地职场女性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和男性有平等机会，但一段工作时间之后，升迁的快慢和机会的获得，就有明显差异，职位越高，包括权力和薪资在内的差异越大。例如，建国40年，我们才有第一位女议长、女总统，现在建国快60年了，我们还没有女总理、女首席大法官。本地接受良好教育的女性，具有独立意愿和强烈的进取心，然而，职场的顶层似乎还未做好准备接纳，导致女性想要力争平权与独立，却处处受限，难以达致自我期许的目标。
另一个本地女性的无奈来自婚姻。这个问题更大，不仅涉及性别平权，还是世代观念冲突的来源。
本地一份调查显示，78%的受访青年国人接受单身。但同时有近七成的青年计划结婚组织家庭。在年龄介于21岁到34岁的受访者当中，82%认为保持单身是可以接受的，七成认为不须要结婚。还有72%认为，即使结婚后也不须要生小孩。还有，根据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发布的数据，至少一人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婚夫妻，从2020年的1万9430对，增至2021年的2万3433对。据日常观察，这些跨国婚姻多数是本国男异国女，而且有继续增多的趋势。不得不说，本地女性在婚姻方面压力不小。
更多本地女性有优秀学历，突出的工作能力，随之而来的则是经济独立，在婚姻关系中要有更平等话语权的意愿。比如说，现在的高知识且有稳定收入的女性，大概率不会因为要更早结婚而辞掉工作，转当全职家庭主妇并尽早生育。但这种选择恰恰挑战了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观念，与家族中长辈的矛盾也会激化。虽然解决选项还是有的，比如找保姆，或者干脆晚点结婚、晚点生育甚至当起丁克一族（夫妻双薪无小孩），但这通常不被长辈认可。为难之处在于她们正怀揣着事业家庭双丰收的美好憧憬，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婚姻注册局数据显示，2022年首次结婚男女的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0.7岁和29.3岁，比10年前首次结婚男女的30.1岁和28岁年龄中位数来得高，尤其女性高了一岁多。迟婚必然拉高迟育或者不育的数字，这是生理条件的客观限制，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权意识觉醒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最终形成世代婚育观念冲突的根源。
老一代秉承传统，早婚早育薪火相传。年轻一代自我为先，晚婚晚育甚至不育也无所谓。为了立业以实现自我价值，婚姻被放一边。从这点上说，同辈男女想法一致，程度不同而已。
平权之风方兴未艾，女性自立自强势不可挡。如何在帮助女性发展之余，还兼顾婚姻、家庭、家族、职场的稳定社会型态，新加坡人任重而道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二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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