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杰30年前就与李显龙总理有近距离接触。他当时还在警察部队服务，刚完成美国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硕士课程。他当时写了一篇论文，对新加坡政府没有善用公共服务人才提出意见。
当时30多岁的高级警官王瑞杰没有想到，时任李副总理和步入政坛不久的政务部长张志贤，看了他的论文，一起约他面谈。他记得两人都很开明，虽然有一些争论，但都很开放地聆听他的看法。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民事服务的双轨制（dual career system）事业发展因此产生，王瑞杰在1995年获选为政府行政官，被调派到教育部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长。
随后，他出任当时的李光耀资政首席私人秘书，期间在公务上与李总理并没有太多交集。一直到他在2005年3月出任金融管理局局长，才有机会进一步见识当时身兼金管局主席的李总理的办事魄力。
那段期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美国国际集团（AIG）陷入财务危机，爆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为了防止银行挤兑（bank run），爱尔兰和几个欧洲国家先后宣布提供存款担保，金管局不得不为这个势头可能扩大做好准备，而李总理十分支持有关计划。
相比于只是提供一般的存款担保，李显龙当机立断向总统请准用1500亿的国家储备，为新加坡银行体系的存款提供担保。从此以后，投资者对新加坡信心倍增，这有助于我国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王瑞杰甚至认为，李总理对金融和经济的了解，超越几乎当时所有的国家的领袖。
“有他这样一位智力高、十分敏锐的总理，是新加坡的一大优势，特别是在那种危机的时刻。”
关怀各个社群
李总理适时的支持，也体现在王瑞杰当教育部长期间。眼看家长为了要孩子进入名校，不惜换住家地址、利用校友身份或当学校义工等等，王瑞杰决定规定小一报名使用住家距离优先权入学的孩童，报名后须在同一地址居住至少30个月。这是从小一报名第一天开始算起，此举获总理支持。
冠病疫情也让王瑞杰看得到李总理如何关注可能受冠病影响的不同群体，特别是年长者。因为数据显示，年长者若受感染，送入加护病房的概率更高，他全力鼓励年长者接种疫苗。
“总理亲自上电视劝民众，劝较年长的居民戴口罩、别趴趴走、待在家中，还有接种疫苗。这些是很重要的。”
王瑞杰是2012年“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的领导者，对话会的一个总结是年长者对“可以死不可以病”的担忧。政府就此严肃展开检讨，最后制定了建国一代配套。李总理还支持设立建国一代办事处（Pioneer Generation Office），负责向建国一代讲解当时推出的配套内容。
“在疫情期间关注年长者等弱势群体，和之前推出建国一代配套这样的重大政策，这些对社会各个群体的关怀，是打造社会契约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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