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已大体成型，但仍需要完善细节，寻找可持续的制度来支撑崛起，否则中国崛起仍将是虚假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上周的一个讲座上指出，如果走好制度建设这一步，中国可维持长时间发展，前途非常光明。
郑永年教授1月20日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的“大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前途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主题讲座上，向在场900多名出席者分析，当下有多种因素令外界感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前途不明朗，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中国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会走回头路，但需要完善制度。
从历史看中国所需制度
郑永年在演讲中分析，从中国数千年历史大传统中可以发现，虽然经历过多次改朝换代，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存在即合理”，这个制度还是会持续下去，五四运动时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中国的大传统“打倒了还是会回来的”，革命的效用非常有限。
近代的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而今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问题已不是要不要民主和自由，而是要怎么样的民主和自由。1949年后，中国不可能完全走西方路线，因此须提出替代制度来满足民众在这方面的需求。
按照郑永年的分析框架，中国同时存在三个传统，漫长的数千年历史属于大传统、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属于中传统，而第三个传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或称“近传统”。
他分析，中国从孙中山到国民党、再到毛泽东时代，解决了国家与革命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决国家与制度建设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双位数高速增长已成为过去，郑永年强调，今天的领导人需要意识到，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还缺乏制度建设。“中国是不是文明复兴也好，崛起也好，到最终看的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要看有没有产生一套新的制度。”
那么从历史看，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呢？他强调，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最没有共识的问题，从五四运动至今都没有共识。
根据郑永年仍在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国实际将形成的制度，将包括经济上的三层资本结果和政治上的三权分工与合作。
他分析，至少从汉朝开始，除了四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在其余时候始终是三层资本结构：处于顶层的国家资本主导着关键国民经济领域；底层的民营与中小企业自由资本，国家不干涉；中间则是大量民间与国家既合作又竞争，双方“勾肩搭背”的资本，比如今天的万达、阿里巴巴等。
在政治上，郑永年说，西方讲三权分立，中国则讲决策、执行与监察三权分工。其中，监察权在中共十八大后在各地试点，最终在十九大正式建立。他认为，中国的三权都源自中共党权，从党权中分出了决策、执行与监察三个部分。他同时指出，权力要通过分享才能发挥作用，称“最集权的时候，也是最没有权的时候”。郑永年认为，习近平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权，让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才能执行下去。
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已经基本成型，但目前的制度建设依然是不容易的事，需要小心翼翼的进行，而且要不断与时俱进。
他说：“如果这套制度建设做不好，将支撑不了中国的崛起……如果这一步（制度建设）走好了，中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发展，前途是很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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