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亚投行是国际组织，但在一些人眼中，它却是中国的政策银行，服务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因如此，当亚投行投资运营局局长潘于恩同他人打交道，不少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更惊讶他是道地新加坡人。
三年多前，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目标是透过这个多边开发银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虽然亚投行是国际组织，但在一些人眼中，它却是中国的政策银行，服务中国的外交政策。
正因如此，当亚投行投资运营局局长潘于恩（49岁）同他人打交道，不少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更惊讶他是道地新加坡人。
潘于恩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有点苦笑地说：“是啊，也许我外表长得像中国北方人，加上我的工作身份，让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中国人。只有当我说着新加坡式英语时，大家才恍然发现原来我是新加坡人。”
然而对他来说，亚投行成员涵盖84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国籍背景的高层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事。
亚投行是“中国的银行”看法不攻自破
潘于恩目前在亚投行负责投资运营工作，包括在亚投行投资区域内发掘与评估基础设施项目，为地区政府提供建议以及引导项目落实等。
他认为，亚投行成立至今两年，国际社会反响良好，所谓的“亚投行是中国的银行”的看法早已不攻自破。
他说：“如果亚投行只是服务中国的政策银行，会有84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一个只为中国利益关系而设的机构吗？”
潘于恩强调，亚投行运作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相似，同样遵守严格纪律原则和系统，在各项目决策中，也维持中立立场和独立判断，不受任何政治掣肘。
亚投行筹建于2014年10月，在2016年1月开业，从最初有中国和新加坡等21个成员国，如今成员已增加至84个，成员来自全球五大洲。亚投行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也达到24个，涉及12个国家，贷款总额超过42亿美元（约55亿新元）。
潘于恩指出，通常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一两年之内，很难开展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项目，但亚投行成立两年就做了超过42亿美元项目，成绩相当出色，说明市场有强烈融资需求，也彰显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支持。
他说：“亚投行就像是古代丝绸之路。它虽是以中国为起点，联结中亚地区，但这条重要商业通道是多个国家所拥有。”
他也指出，亚投行所有重要决策最终由董事会决定，可说是在“众目睽睽”下获得批准，决策过程公开透明，也非单一国家所决定。
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别心急
谈到亚投行当前发展重点，潘于恩透露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跨境互联互通，以及三是动员更多私人资本参与项目。当中，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对亚投行发展至关重要。
潘于恩说：“一些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投资兴趣缺缺，认为这类投资项目周期长、违约风险高。其实，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过了六七年筹备时期后，违约风险比许多债券还低。”
潘于恩也强调，亚投行在批准投资项目时，考量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注重项目的金融可持续性，以及它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他说：“我们绝不投资‘白象’（white elephant）工程，参与一些消耗巨大成本资源但实用性低的项目，所以，我们启动项目前，都会进行广泛可行性研究，确保项目在取得经济收益的大前提下，对当地社会起着实际用途，同时不损害当地环境。”
新加坡地处一带一路沿线，谈到新加坡企业在一带一路所参与角色，潘于恩认为“新加坡企业要积极，但别慌别急。”
他说：“一带一路项目需要更多时间策划，当它发挥作用时，会有更多商机。新加坡企业资源有限，应该要选择性参与，无需操之过急，投资在自己不熟悉的市场或领域。”
例如，新加坡在规划管理、金融和公共设施咨询服务等方面向来有着优势，相关领域企业相信会有巨大发展机会。
另外，他提醒，现在很多投资项目都挂上“一带一路”名堂，却跟一带一路没有太大关联。本地企业也必须睁大眼睛，认清这些“挂名”项目。
从受惠者成为贡献者
潘于恩约两年前加入亚投行。此前，他曾担任盛邦国际咨询（Surbana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首席执行官。
他告诉记者，当他获知有机会加入亚投行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因为这是最令人振奋的工作机会。我们人生有多少次机会，能参与一个新银行的建设，特别是像亚投行这样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多边开发银行呢？”
过去两年，潘于恩有机会接触各国政府领袖，并深入到许多偏远地区，了解发展中国家人民所面对的问题。
对他来说，这工作也具有象征性回报意义。这是因为新加坡在1963年曾向世界银行贷款，通过这家多边开发银行的援助，成为今天经济繁荣国家。如今，它从“受惠者”成为贡献者，扮演这个改善区域经济的援助角色。
他说：“作为新加坡人，我们代表了高效、廉洁、系统化和客观中立等，这是我们成功要素之一。我将在工作中发挥这些新加坡精神，让新加坡旗帜在亚投行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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