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今年1月，政府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前天，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宣布，政府将在接下来五年内拨款3亿5000万元，资助本地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这比过去五年所投入的资金激增45%。这个发展方向，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有能力也有需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做出更大的投入。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当人们满足了生理及安全的需要之后，便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包括归属感、自尊以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最近几年来，国人关注的“幸福指数”，便是一个对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并非温饱就能够满足。因此，在政策设计上，除了工具式的技术解决方案，也必须多照顾到人的因素。
另一方面，科技及新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急速老龄化的趋势、以及全球化浪潮对身份认同的冲击，使新加坡及全球许多国家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为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研究，拓展了发展的空间。
首先，颠覆科技及共享经济的普及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方式，也冲击传统的劳资关系。新加坡致力于发展为全球领先的智慧国，并通过科技的使用，减少对人力的依赖。因此，在颠覆科技方面，新加坡采取较开放的立场。
尽管如此，颠覆科技的引入，如优步出租车服务，也不是没有社会代价。在一个研讨会上，尚达曼表示，“零工经济”吸引了许多个体合约工人。他们的收入不稳定，也没有医药福利及公积金。他说：“对公司而言，雇用合约工人是合算的，但它们实际上是将风险转移给合约工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模式。”
其次，人口急速老龄化的趋势，不仅对国家财政及医疗保健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让急速增加的退休群体，优雅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途，涉及经济、住屋、养老设施以及社会支援等因素。此外，政策要取得预期的成果，也必须考虑国人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如对财产继承的观念及原地养老的偏好。
第三，全球化浪潮拉大贫富差距，引发群众的焦虑与不满，许多国家陷入管治失控以及道德权威沦亡的困境，而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也趁虚而入。在这一方面，新加坡算是个例外。政府通过财政转移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缩小了贫富差距。此外，政府也密切关注社会流动性的问题，以确保人们有晋升的机会。然而，外围经济与政治动荡不安，难免会冲击新加坡。因此，新加坡有必要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以掌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此外，新加坡既是一个国际都市，也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新加坡有更好的机会吸引外来的人才，以巩固国际都市的地位。然而，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可能淡化国家的身份认同。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涉及国人对外来人口的接受程度。
政府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是否能取得回报，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素质以及学术界与决策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尚达曼指出，解决社会课题需要跨领域的合作，包括政府、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研究方面，他提倡“严谨的探索和求新的思维方式”。
在互联网的时代，许多似是而非及误导性的言论，左右了讨论的议程。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将有助于理性的讨论，从而在思想的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也将与外国的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探讨全球关注的课题。
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小国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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