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国庆日反思爱国精神

国家无论大小,国民的爱国精神都是基石,唯有把精神代代传承,国家的未来才有保障和希望。(唐家鸿摄)
国家无论大小,国民的爱国精神都是基石,唯有把精神代代传承,国家的未来才有保障和希望。(唐家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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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一样,今年的国庆日仍然因为冠病疫情的影响,而不得不改变庆祝方式。8月9日的庆典,采用庄严简单的检阅礼,宣示全民应对挑战的集体意志和团结精神;往常检阅礼之后的大型表演活动,则改在8月21日“与病毒共存”预备期的逐步解封状态下举行。这一因时制宜的变通办法,反映了新加坡作为小国的灵活应对精神。国家无论大小,国民的爱国精神都是基石,唯有把精神代代传承,国家的未来才有保障和希望。

疾风知劲草,冠病疫情对所有国家都是本世纪至今最严峻的考验,唯有通过考验的国家,才能有序参与后冠病时代的全球复苏。

由于疫情暴发以来呈现不断反复的现象,人们必须做好跑马拉松赛的长期应对心理准备。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献词中指出,疫情里我们必须关注的有三大问题:帮助低薪工友、外籍员工所带来的竞争,以及谨慎处理种族和宗教课题。

这三大问题不但跟疫情相关,彼此之间也互为表里。疫情对国人健康和生计造成影响,当中又以低薪工友和他们的家庭承受最大冲击。外籍员工所带来的竞争,连同低薪工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容易引发国民的排外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因为外籍员工特定的种族和文化背景,而激化本地潜伏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因此,应对这三大问题的重要前提,取决于我们控制疫情的速度和程度。

有研究显示,瘟疫的后遗症之一,便是在社会引发排外情绪。以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为例,有学者指出,在德国的各个乡镇,人口死于疫病的比例越大,在战后支持主张排外的纳粹党的程度也就越高。这是因为病毒与进入社区的外地人被联想在一起。病毒同样滋生了民众普遍的厌恶感,因而纳粹党执政后首先强调环境的整洁,消灭老鼠、蟑螂等物种,进而发展成消灭被丑化为社会害虫的犹太人。

二次大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却出现导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由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冷战期间的共产主义,均拿爱国和集体主义精神为号召,西方自由主义世界一度以强调个人自由作为反制,进而出现对爱国主义的质疑乃至犬儒态度。如今西方盛行的多元主义,就是对爱国主义的颠覆,一些人主张乌托邦式的全球大同,具代表性的如放任来自各国的非法移民涌入南部边界的美国民主党极左派。

极端的排外主义和多元主义,都是我们所必须警惕和预防的威胁。国家体制固然有其制约个人自由的成分,但本质上还是人们建立身份认同,安身立命的家园所在。

因此,培养国民的爱国精神,是一种拥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义务。然而,爱国主义未必就一定要建立在集体主义的理念上。现代国家终归是由独立的公民个体组成,他们的理性选择,才是国家保持理性的政治基石。

个人的爱国精神,理应表现在选择要感恩和宽容的情怀上——感恩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过去和现在的人,披荆斩棘建立了安全和宜居的生存环境;宽容是在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拓展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宜居空间。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或许可以因而倒过来理解——自己也可能是他人的地狱——关键就在于自己日常应对他人的态度。无论是身为客户、上司、网民,如果能够对接触者的缺点或失误,多一些包容的心态,就能够在瞬间用自己的行动化地狱为天堂。个人从改善自己周遭的小环境做起,足以建立精神和情感上更为宜居的国度。这样的作为,也是一种理性爱国主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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