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起，我多次前往台湾国史馆查阅解密档案。作为佛教学者，我的关注点当然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佛教档案。但每次一连数日在偏僻的台北新店乡间查档时，也会偶尔调阅一些好玩的档案来放松一下心情。记得曾翻检了不少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新加坡档案，发现当时各国都将间谍的触角伸到星洲，甚至有一位活跃于本地宗乡与慈善机构的著名侨领侯西反，便具有当时国民政府军统高层的身份，在被英国殖民当局以反英为由驱逐出境后，军统局高层紧急安排他回返重庆。他其实在军统之外也与中国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关系。关键是，他这些身份，视他为得力助手的陈嘉庚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
当时，各方政治势力之所以将新加坡当成间谍活动的中心，首先是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是东西文化汇聚点。自开埠起，就一直深具开放性与国际性，政治、经济管制相对自由，加上极为多元的民族、宗教文化，因此各国各族群都可以方便地混入本地的多元文化之中，也就为各间谍组织在本地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发达兴旺的商贸经济与高水准物质生活，同样吸引了各方势力粉墨登场。
近些年来，随着东南亚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中美博弈的加剧，尤其是冠病疫情期间，由于防疫手段政治化的强烈倾向，使各国加强了在本地的信息收集与政治影响力投入。这种外来影响也导致若干移民群体以母国舆论导向为指南，对我国独立自主的防疫政策加以干涉。这不仅加剧了本地防疫情势的复杂性，也削弱新加坡族群间、朝野间的宝贵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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