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国家来说，民主先行，有其特殊重要性。因为只有建立民主和法治，才有可能破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建立稳固的内需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一味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污名化经济民族主义，不但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知识的亵渎。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行，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
2020年5月，中国政府为因应新冷战，正式提出内循环战略，指出今后经济发展须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为打消海内外有关中国可能走向闭关锁国的疑虑，中国领导人特地澄清，内循环不等于闭关锁国，相反，中国还将扩大对外开放。换言之，内循环不排斥外循环，两种循环并行不悖，彼此促进。
中国官方否认闭关锁国并非言不由衷。中国早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外部世界——从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及制造装备，到科技专利的输入，已形成深度依赖，程度远甚于俄罗斯和朝鲜，故而很难承受与世界脱钩的代价。即使主观上想自我封闭，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到。
中国深度参与世界经济，是天安门事件后自主选择与西方战略共同塑造的结果。作为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型经济体，中国长期推行“深度全球化”（deep integration）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势必引起与世界的冲突，反过来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一前景是世纪之交“共谋”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中西方精英都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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