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珮雯：马来西亚式君主立宪能否借势崛起？

马来君主利用政治结构中可使用的工具，如新媒体科技的潮流，在宪法赋予的君主权力范围内，极大化王室机构的利益和资源，并善加利用当代社会延续的封建心理，建构稳定强势的民意基础。在政党式微之际，逐渐扩张影响力，将超然的王室地位进一步提升。

今年1月31日，马来西亚迎来新任国家元首柔佛苏丹依布拉欣。或许很多人会认为，马国君主立宪是继承自英殖民政府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君主立宪，但多位学者在有关马来王室的研究中提到，马国的君主立宪具有独特性，不能单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王室的君主立宪制来看待，而是应该置于东南亚，甚至是马来世界的历史社会脉络来理解。

马来西亚式君主立宪拥有显著特殊性，一是结合威斯敏斯特体系君主立宪，+即国家元首和首相分权，首相必须是国会最大党党魁，掌握行政和立法权；而马来统治者则是虚位元首，拥有象征地位。与此同时，马来统治者具有相关马来文化和宗教权力，是马来传统文化保护者和伊斯兰领袖。二是马来西亚拥有九位马来统治者轮替担任国家元首的机制，每次五年任期，自独立以来都和平交接。三是统治者会议的机制，由九位马来统治者和四位州元首组成，作为国家咨询机构发挥各州统治者的影响力。

这些特殊性是在宪政框架下的君主立宪。但是，自马六甲王朝开始（公元1400年），作为一个绵延至今的王室机构，挺过了欧洲列强殖民东南亚的时期、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化进程、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战争、二战后民族自主的独立运动，甚至马来王室在建国初期尝试掌握立国与立宪的基础，以及在马哈迪威权时代委曲求全，最后在政党势力逐渐削弱之时，马来君主搭乘全球化和数码化大潮，貌似呈现一股再起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