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女间谍》收录抗战时期12篇新马华文小说，让读者透过文学走近那段热血铸就的黑暗时代。
第二次中日战争在1937年全面爆发，寓居南洋的华侨同仇敌忾，竭力支持祖国抗战。抗日救亡运动旋即在新马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知识分子也积极推动抗战文艺，希望借此加强同胞的抗战意识，鼓舞士气，促使沉寂一时的新马文坛又迈入了另一个黄金期。
《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于2020年出版，收录抗战时期12篇新马华文小说，让读者透过文学走近那段热血铸就的黑暗时代。本书主编李选楼指出，抗战时期的小说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作家们以抒写中国国内的战事，反映法西斯侵略者的罪恶”；其次，“他们的笔触，也抒写新马救亡的动态，展示人们热爱和平、追求自由，反战，反法西斯侵略的内容。”
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我们从小说中照见了1930年代中国、马来亚和新加坡三地波诡云谲的现实面貌，接触到抗战行列中各类英勇的人物形象。此外，这些小说也深具代表性，反映了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时代意涵及文艺思潮，值得进一步探讨。
侨民意识vs南洋色彩
学者杨松年教授认为“独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经常纠缠着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消长的现象。”编者精心选篇，在编排方面恰如其分地彰显了上述文学特色。首篇小说《在血泊中的微笑》即以中国上海的“孤岛”（租界区）与沦陷区为背景，描写主人公王老爹为报复敌军而慷慨就义的事迹，乍看之下不禁让人揣测本篇出自南来文人之手。其实，作者流冰出生于新加坡，之后前往中国留学，1930年代游历上海，才重返新马文坛。由此可见，战前新马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血脉相连，文化上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意结。再如丁倩的《一个日本女间谍》、金丁的《谁说我们年纪小》等，皆是南来文人以中国抗战作为创作背景的小说，或写在东北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女性，或写大时代里支援救国大业的少年儿童，在在凸显了浓厚的“侨民意识”，形成新马抗战文艺初期的一道独特风景。
随着二战烽火延烧，“文学反映现实”的本质也逐渐体现在新马反法西斯的作品里。不少新马华侨开始意识到抗战运动若要取得成功，必须配合“此时此地”的社会现实，在内容上多选取在地人熟悉的生活题材，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与回响。例如1937年的话剧界就针对演出的剧本是否应具南洋色彩而掀起一场论争。毕竟当时新马地区尚未直面战争的威胁，海外华侨的抗战任务显然与中国有所区别。因此，不少文人开始着眼于描写新马地区的救亡动态，为抗战小说增添了南洋色彩。
乳婴的《八九百个》描写马来亚铁矿工人的爱国义举，他们即使挨饿也不愿为侵略者服务，因而决定全体辞职。林晨的《泡》以本地“甘光”（甘榜）为背景，描写卖仇货的华侨被视为“汉奸”，遭爱国志士严惩的事迹。老蕾则把镜头聚焦马来亚胶园，侧写年轻司机林阿狗暂别年迈的母亲，选择回国（中国）担任机工的感人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在题材上虽然反映新马地区抗战救亡的现实，但实质上依然潜伏着一股“侨民意识”的暗流：期盼祖国（中国）在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通俗化vs本土化
为了让抗战文艺贴近民众，发挥最大的宣传功效，当时的新马文艺界遂发起“通俗文学运动”。在推动文学通俗化的过程中，有些写作者认为采用以往中国民间流行的文学形式，较能契合民众的文化水平。选集中收录的《金叶琼思君》，正是这场文学运动催生下的代表作。作者陈南特别采用了旧时章回体的形式，以旧瓶装新酒，抒写一对南洋儿女相互倾心，决意携手抗战的事迹。文中不但出现章回小说惯用的回目，也尝试以古代说书人的口吻来铺陈故事。这一派作者深信，利用中国民间通俗文学的形式创作，更能让抗战文艺大众化。
所谓时移势易，今日我们以现时的角度回顾这篇小说，会感觉其中的文字运用和表现手法较为生疏，反不如另一篇《转变》来得平易真切。《转变》作者李蕴郎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对本地的风土民情非常熟悉，笔下展现的是一幅活生生的战前狮城市井图。小说通过主人公张财伯为咖啡店申请“礼申”（licence的英译）的过程，说明中日战事与南洋华侨的命运息息相关，自己无法置身事外。作者采用的语言倾向本土化，人物口中的马来语如“佐隆”（tolong）、“印直”（encik）、“阿固达道”（aku tatau）等，彰显了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特点。其中提到申请牌照的公署称为“呵匹”，这个词应是译自英文的“office”，因殖民关系而马来化。文中还出现不少方言词汇和本地惯用语，如“天光了”（天亮了）、“下坡”（前往市区）、“山芭”（乡村）、“十条石”（记写地址的方式），让人倍感亲切。小说中有人把“国难”说成“国兰”，也凸显了本土福建人容易将声母“n”与“l”混淆的发音特点。
从小说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感知当时南来华侨在选择扎根本土或回乡的矛盾。《转变》这个篇名似乎带有深刻的寓意，预示二战之后本土华人在家国的认同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些抗战时期的小说为新马历史烙下了时代的印迹，让我们在回望来时路之余，以此为鉴，更坚定未来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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