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接受《广州文艺》访问，后在脸书刊出未经删减的访谈全文，引起小小的波澜。近年东南亚华文文学仿佛已成学界“宠儿”，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被看见”有没有可能只是为了展现一种学说的包容性？对于美国学者史书美的“反离散”论述，学界也颇多争议。
中国学者杨庆祥2021年发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开启“新南方写作”论述的滥觞，将视域锁定在中国南方的两广、福建、海南、云贵、港台等地，甚至还延伸到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南方写作”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方言书写，林棹《潮汐图》、葛亮《燕食记》是其中代表。
刊出笔访经删减
中国《广州文艺》“新南方论坛”两年来更是积极配合讨论，每期都请专人评论。今年起也与“新南方”作家展开对话，包括出生南京定居香港的葛亮、广东作家林棹、广西作家东西、江西作家阿乙、四川作家卢一萍等。2023年9月号《广州文艺》则聚焦马华文学，专访马华作家黄锦树与黎紫书，竟引起小小的波澜。
黄锦树9月2日在脸书刊出访谈全文，注明：“九月份广州文艺刊出广州暨（南）大（学）温明明教授对我的笔访，刊出时颇多删节，倘有需引用者，请依此版本。”
对比《广州文艺》9月号，一些句子与黄锦树脸书的版本确实有删节，但最主要的是以下这一整题问答没有刊出：
根据黄锦树脸书，温明明问：“‘新南方写作’的倡导者有着强烈的解构意识，它试图回应传统的‘北方文学／中原文学’及以江南为核心的‘旧南方写作’产生的诸多遮蔽，重新发现‘中原’和‘江南’之外的‘南方以南’。就东南亚华文文学而言，如果‘新南方写作’也是具生产性的概念，那么您认为‘南洋’曾经遭受了怎样的‘遮蔽’？它需要解构的又是什么？”
也是知名学者的黄锦树答复如下：“‘它试图回应……重新发现’那是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问题了。
“新南方”的难题是港台？
“我论文也指出过，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体制内，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迄今）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文学，前者是民国在大陆的国家文学，对人民共和国而言已完成且很短暂；后者还在迅猛的发展中，可能会延续数百年。港、台、星马的文学空间性和时间性则全然不同。
“‘新南方‘真正的难题不是南洋，而是港台。我每次到大陆开华文文学相关会议，提到台港文学，大陆学者几乎必然‘炸毛’（借个猫打架的比喻），坚持它们是属于中国的。台、港这两个南方几十年的独立发展的文学不是无意义的，它们的方言写作的实验也比两广福建海南成熟得多，但政治上对北方而言难免尴尬。譬如这个民国台湾，它的文学可从1945往下推一直到今天。因此我会说，这个南方不止是地理问题，更是时间的、政治的问题，如果把它们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也许会造成结构性的震动。中原学者能接受一支歧出的、异质的、在英殖民体制、或受美援体制滋养长大的‘沦陷区’现代中文文学，像楔子那样深深嵌入共和国中国当代文学的血肉里吗？不面对名家辈出的台港文学怎么谈新南方?”
也许政治上主权问题各方立场不容分说，但文学的意义应当在于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屏蔽便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新南方写作”如果是中国文学地方与中心对话的自觉，那么当一份主张“新南方写作”的文学杂志删去黄锦树所提出的异议，无疑是尴尬的。
不过“新南方写作”其实并未排除港台，论述中也有引用港台作家作品，其实提问者或编辑大可写段文字回应，对话才算成立。
笔谈最后结语部分也经过删减，这里列出黄锦树原文：“为了避免撞上政治之墙（国籍的、政治正统的……），新南方如果不把视野限在内地（以海南岛为‘天涯海角’）大概只能拔高它的抽象层度，从美学风格的角度俯视，那都难免去历史化。
“我怀疑它可能会和美国汉学界和台湾文学界近年流行的Sinophone （‘华语语系’）论一样，没有多大的发展性。我很怀疑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对南方‘方言差异’的忍受度。能被选择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也是极其有限的个案。”
对黄锦树来说，新的学说创造新的位置，“新南方写作”的提出，让原来不受重视的某地某作家群得到被正视的机会。一如十多年前由美国汉学界提出的华语语系论述一样，强调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以及中国自身边陲的作家作品。无论新南方还是华语语系，马华文学都特别受重视，因此黄锦树在《广州文艺》的访谈中坦言自己也是获益者，不过显然他并不看好这两种学说。
顺着黄锦树的回答，我们不妨问道：无论华语语系或新南方，东南亚华文文学仿佛已成中美台学界“宠儿”，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被看见”有没有可能只是一门学说成立后的方便之举？以展现一门学说的包容性？离开这两种论述，东南亚华文文学是否就无法生存？
关于批评“反离散”论述
黄锦树非常反对华语语系理论奠定者之一、美国学者史书美的“反离散”论述，他曾撰文《这样的‘华语语系’论可以休矣！——史书美《反离散》到底在反什么？》与《别再‘华语语系’》反对史书美脱离华人史和语言学巧立名目的做法。
史书美强烈的去中心论述，甚至强调“离散有其终时”，批评移民（华人）是“定居殖民者”，认为移民应当融入新国家，这就意味着放弃原来的语言文化。
史书美激进的论调也招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批评。王德威在他与高嘉谦合编的《南洋读本》导论中批评“反离散”的论述“政治正确有余，却昧于历史千丝万缕的脉络，也暴露华语语系研究的困境。”
王德威是华语语系研究的另一位奠基者，近年他已调整论述，回到“华夷之变”的说法（“关注政治、文化随时空流转而生的变迁，也关注‘时空’坐落所在的环境与自然的变迁”），并加入风土的概念，借海洋（南洋）与海风，串联一个更庞大的时空范畴，并将本来华语语系视野中现代白话文的世界衔接回中国明清文言文世界：回到文化交流史的范畴。只要是关怀南洋风土的文本，就可以纳入讨论。
旅台马华作家、学者张锦忠曾提出两个“告别”华语语系的方式。他以马华文学为例，必须先“回到马来亚”才能展现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的“华夷样态”。他指出，韩素音早在1950年代提出，要从“作品的内容、情感以及人物的社会背景”去看见马来西亚。张锦忠的第二个方式则是“告别单语”，回到多语的马来西亚现实语境之中。（《回到华‘文’文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在2022年出版的论著“Malaysian Crossings”中也呼吁相关文学研究应该“通过探讨一个地方的地方语群（topolectal groups）之间的动态，以更在地的方式进行华人离散研究。”
告别单语、在地……似乎也是史书美在最近刚出版的《跨界理论》中要处理的问题，除了华语语系面对的中国中心，她也进一步批判全球文学认可机制中的欧洲本位主义问题。
从华语语系角度看世界
史书美在自序中指出“所有在地都是多语的”，借此进一步梳理她的华语语系视野：“因为是跨语系，更能关注华语语系社群如何在某个特定的在地上和其他语系的人们‘生存交涉’，相互生成其特殊性和混杂性，呼应本书第三章细究的克里奥化的概念。所有中国境外以及中国非汉人的场域的华语，即使在不同的对某种‘本真性’和‘中国性’的追求或排斥下，都是一种混语……也许我们也可以引申说华语是一个Sino-creole或Hua-creole（华混语、混华语）？从华语语系的角度看世界，我们也许会看到很多我们认为约定俗成的用语都需要被重思。”
到底哪一种研究态度才能实事求是，或取得突破？我非学人，只能通过剪裁，勉强整理上述课题，完全没能力做出任何结论，只能整理书单，延伸思考，帮助判断：1）黄锦树《现实与诗意：马华文学的欲望》、2）张锦忠《查尔斯河畔的雁声：随笔马华文学》、3）王德威、高嘉谦主编《南洋读本》、4）史书美《反离散》《跨界理论》、5）曾昭程“Malaysian Crossings”、6）《广州文艺》2022年1月号至今每个月的“新南方论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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