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合同的契约　“标银会”看华人的诚信与生存智慧

在物资匮乏、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年代，一种源自民间的古老智慧“标会”，曾是社会底层缓解燃眉之急的重要生命线。

这种互助形式在民间有多种称呼，如“标银会”、“做会”或“跟会”。其核心宗旨在于“缓急相济，利息悉均”，被视为一种基于诚信的生财与互助之道。

标会的历史渊源众说纷纭，既有东汉时期的庞公创制之说，也有唐宋、晋代或福建起源等不同说法。这种制度不仅在华人圈流传，19世纪末的南印度马拉巴地区也存在类似的习俗。

二战之后，标会在香港、东南亚一带极为盛行。当时的牛车水书局常年出售一种香港印制的红色“会簿”，这本“小红书”详细记载了会员守则、投标方式及运作概要，象征着一种不依靠法律条文、全凭乡亲信用支撑的契约关系。

传统的民间银会通常是由发起人（称作会头）联络亲朋戚友组建而成，入股的成员则被称为会脚或会仔。银会的规模通常控制在20人以内，每期缴交的款额多为20至50元。对于那些急需现金应对子女开学、婚嫁或家庭急用的人来说，标会是除了高利贷之外唯一的筹钱渠道。

标会的运作逻辑清晰且具有互补性：在定期举行的集会上，需要现金的会脚会在小纸条上写下愿意支付的利息，即“息银”。由会头主持开标后，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当期的得标者。

得标者可以一次性提走资金池里的钱，但代价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必须按额缴付“死会”（即不再享受息银折扣，需交足全额会银），直到“满会”还清借贷为止。而那些暂时不需要用钱的会脚，则通过少交息银部分，实现了资金的增值。

然而，这种基于诚信的制度也存在风险。虽然民间守则规定若发生“跑会”（赖账卷款），会头须承担部分损失，但实际情况往往取决于会头的良知。

一旦出现“倒会”或会头卷走血汗钱，参与者的积蓄往往化整为零，无处追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民间互助模式开始走向企业化与商业化。20世纪60至70年代，新加坡的票据公司一度盛行，有业者率先将银会制度公司化，其中以1964年创办的占美尼票据公司（Gemini Chit-Fund）最具代表性。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加坡票据公司数量激增至百多家，但其中正式注册的仅有29家。为了整顿金融乱象，新加坡政府于1972年正式实施《管制票据公司法案》。

法令规定所有业者必须注册，实缴资本不得低于20万元，且需缴纳一半资本作为保证金交由政府托管。然而，即便有明文规定，仍有不少居心不良的经营者利用法律漏洞非法谋利，在法令实施初期便引发了数百起索赔案例。

所谓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一些票据公司聘请大批衣着光鲜的职员，以气派十足的门面招徕顾客，只须缴付3至10元入会费，便可参与竞标。

票据公司与民间银会的三大不同点：

开标方式：开标时由公司当场公布最高息银，竞标者可在限定时间内继续加码竞标。

息银收益：得标者在还款期间仍须按期缴交会款，同时可获得标会息银收益，避免资金“死套”。

担保机制：得标者提取会银时，须有具正当职业或商号的担保人签署，否则即使得标也无法取款，有效降低坏账风险。

得标者最终领取的款项，是扣除5%佣金及息银后的余额，运作方式与民间银会相近。

《管制票据公司法案》生效后的10年间，共有20多家票据公司因舞弊被控。其中最轰动的莫过于以新落成的珍珠坊为据点的占美尼票据公司诈骗案。该公司凭借庞大的规模吸引了四万多名会员，累计资金高达5000多万元，其营业额甚至超出了注册资本的20多倍。

当董事经理私吞公款、挪用资金的行为曝光后，这场被形容为“本世纪最大的骗案”彻底爆发。无数投入毕生积蓄的公众瞬间陷入绝境。在悲剧发生的欧南园一带，甚至有家庭主妇因无法面对积蓄荡然无存的打击而绝望轻生。

这起骗局的清盘程序持续了十多年，受害者最终在公司倒闭很久后才拿到赔偿。然而，每投入一元，最终仅能收回约20%。繁华落尽后，人们才深刻体会到“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古训。

*此文改写自2025年8月刊登在联合早报的旧民间银会与票据公司 忆新加坡民间金融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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