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罗弄大华士（Lorong Tawas）的林间，火光再次亮起。陶光龙窑（Thow Kwang Dragon Kiln）一年只点火三四次，但每一次都像一场等待已久的仪式。橘红色的火焰沿着狭长的窑体翻腾而上，木柴燃烧的气味在空气中慢慢铺开。有人守着投柴口，有人盯着火色变化，也有人只是静静站着，看火。气氛既热烈，又带一点紧张。因为一窑的成败，从来不完全掌握在人手里。
每一件陶器，都经历了数月构思与反复修整，最终要在超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中接受考验。火候、风向、柴量、摆放位置，任何细节都可能改变结果。在这个讲求效率与精准的城市里，这种带着不确定性的创作，显得格外真实。
一条“龙”串起旧日新加坡
龙窑，是一种依坡而建的长形窑炉，结构像一条伏地的龙。火从窑头点燃，沿坡一路向上，温度逐段递升，可以同时烧制大量陶器。
在今天，这听起来像是某种“传统展示”。但在上世纪中叶，它却是新加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时的家庭离不开陶器：储水用的水缸、腌制食物的酱缸、种植植物的花盆、日常使用的碗碟，这些器物，大多来自龙窑。
从1940年代起，新加坡的陶业逐渐发展起来。德光岛曾出现早期龙窑，而惹兰缶（fǒu）窑（Jalan Hwi Yoh）一带更成为陶业集中地。全盛时期，全岛分布着十多座龙窑，柴火不断，窑烟袅袅。“三美光陶艺”等老字号，也在那个年代建立起口碑，成为早期新加坡制造业的一部分。
消失的窑火
如果今天走进惹兰缶窑，你看到的只是一片安静的绿地“缶窑公园”（Hwi Yoh Green，缶窑埔）。园中摆放着几组仿制陶缸，像是对过往的一点提示。真正的龙窑，大多已经消失。
龙窑的逐渐没落，原因并不单一：
城市发展需要土地，高楼取代了窑场；
工业化生产带来更便宜、标准化的器皿；
柴烧烟雾曾被视为环保负担；
年轻一代逐渐远离高强度手工行业。
最终留下的，只剩两处：陶光龙窑与源发龙窑。其中，陶光龙窑是新加坡仍在运作的“活龙窑”。
从古窑到南洋
关于龙窑的源头，新加坡民间文史研究者李国梁曾做过系统梳理。他指出，中国烧陶用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从最早烧制陶器的窑穴，到商周时期逐渐提升温度的窑炉，再到东汉、三国、晋代已相当成熟的龙窑结构，这项技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
在中国绍兴凤凰山，至今仍可见古代龙窑遗址。那些残存的陶片与窑体，记录着古人如何掌控火与土的关系。随着华人南来，这套技术也被带到南洋，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换句话说，新加坡龙窑不仅属于新加坡历史，也连接着更广阔的东亚陶艺传统。
火与土之间的“偶然之美”
在众多窑型中，龙窑只是其中一种。还有穴窑、馒头窑、凤凰窑、登窑、火车窑等，不同结构会影响火焰流动与温度分布。新加坡南洋陶艺协会会长陈德兴，正是长期研究与实践这些窑型的陶艺家之一。在他看来，柴窑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不可控”。
木柴燃烧产生的灰烬，会随气流附着在陶器表面，在高温中自然熔化，形成独特的灰釉效果（俗称“落灰”）。再加上火焰路径的不稳定，每件作品都会留下不同痕迹。
相比之下，电窑的温度稳定，结果可预测，而柴窑的变化丰富，充满偶然。柴烧作品更像人与自然共同完成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人工制造。
为了追求这种效果，不少陶艺家甚至远赴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参与烧窑，因为不同地区的气候、木材与窑型，都会带来不同结果。
从新加坡工艺到国际舞台
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中，新加坡陶艺逐渐走出新加坡。陈德兴的陶瓷作品，已被多个国际陶瓷机构收藏，包括江苏宜兴陶瓷博物馆、山东淄博泰山瓷业博物馆、台湾莺歌陶瓷博物馆、韩国南怡岛陶瓷馆、意大利瓜尔多塔迪诺陶瓷博物馆等。他也受邀到德国、突尼斯等地参展与交流。
这不仅是个人成就，也反映出一个趋势：新加坡陶艺不再只是“地方手工艺”，而是在国际陶艺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融合了南洋经验、华人传统与当代创作语言，形成独特风格。。
传统如何继续？
龙窑的困境，其实也是很多传统工艺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现代城市中继续存在？
过去的生产功能已经被取代，但文化价值却逐渐被重新认识。如今的龙窑，不再只是制造器物的地方，也成为教育、体验与文化交流的空间。
随着环保技术进步，柴烧的烟雾问题也有望被更好控制。这意味着，传统与现代并不一定是对立关系。关键在于，是否愿意为它保留空间？
*此文改写自2025年7月刊登在联合早报的窑火不熄 新加坡陶艺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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