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纂《新加坡书法二百年》时，常有人问我：新加坡的书法史，果真能上溯两百年吗？

​大众认知里的新加坡书法，多归功于清末民初南来的文人名家，认为唯有碑帖的正统传承才算艺术起源。然而，若从文化制度审视，书法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名家的案头，更植根于教育体系。凡有学堂处，必有书写规范、工具与观念的流布。华校的建立，便是书法在本地生根的原点；当课室响起第一声朗读，书法的种子便已破土萌芽。

学界早已注意到早期华教的线索。新加坡历史学者庄钦永在《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中引述史料指出，1819年传教士已设立华文学堂，以中文从事启蒙教学。这意味着华文教育几乎与新加坡的发展同步。而能以实物证明这段历史的，莫过于刊刻于1832年的《训女三字经》。​此书署名“马典娘娘著”，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