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闻工作者高宇星的南美秘鲁寻根之旅，缘于祖父高汉辉年少时代的远渡重洋。这次万里寻根，不仅让他了解先辈刻苦奋斗的经过，亦促成另一次亲人大团聚。
2015年6月，前新闻工作者高宇星在经过多方多时的联系后，正式启程，展开一趟南美洲的寻根寻亲之旅。
高宇星有这么一次奇特的万里寻亲行，是因为20世纪初，他的祖父高汉辉年少时代，从广东中山县沙溪豪吐村只身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前往太平洋彼岸的秘鲁谋生。因此，趁退休之便，他决定自己走一回前人踏过的足迹，尝试了解先辈刻苦奋斗的经过，以示追思与感恩。
58岁的高宇星从新加坡出发，先飞美国旧金山，从那里转机往达拉斯，之后再飞到秘鲁的利马，全程折腾30多个小时，加上时差，累了他好一阵子。不过，比起祖父100多年前走过的路程，他的这段旅途是小儿科。
根据高宇星查考，20世纪初年从中国乘船到秘鲁，全程需要三至四个月时间，另外，太平洋风高浪大，海上航行颠簸艰苦之处，不想可知。因此，很多人途中就不堪劳累发病身亡。
根据史载，早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人就陆续出走他乡。那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动乱，民不聊生，好多平民百姓家无隔宿之粮，为了生活，只好出外谋生。福建广东因地缘关系，几乎都南下南洋，但中山县人却是勇闯南美洲。
经营杂货店
至于中山县人为何对秘鲁“情有独钟”，据高宇星查考，秘鲁当时正值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国家百业待兴，建造铁路是其中一项大工程，需要大批劳工，新政府因此通过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展开招募，结果吸引一山之隔的中山县人加入，投奔秘鲁。除了建造铁路，很多华工也在当地的矿地挖鸟粪为生，以为种植业提供肥料，这些劳工，在当地生活都十分艰辛。
至于高汉辉一人到达秘鲁后，是打什么工为生，这段辛酸史他本身只字不提，以致后人一无所知。不过，他后来倒是巧遇一个姓黄同乡，后者在距离利马以南两个小时车程的卡涅特（Ca-nete）小镇经营杂货店，所以，远赴秘鲁，虽前景茫茫，高汉辉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在杂货店里，高汉辉早起晚宿，刻苦耐劳，努力工作，从中还学习到杂货店的经商之道，后来他更自立门户，10多年后，让他赚到生平的第一桶金，这促使他下决心回乡谋发展。
在回返中山家乡后，高汉辉经营生意，生活稳定下来。这时他遇上秘鲁杂货店的黄老板，这个同乡同样带着家人回乡。因为乡情情缘，他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高汉辉，成为高宇星的祖母。
八分一秘鲁土著血统
高宇星后来得知，他这个祖母，母亲是当地土著女孩（可能是印第安族或玛雅族），所以，高宇星每次在回述他的身世时，总会这么补充说：“我身上其实有八分一是秘鲁土著的血统。”
高汉辉后来生下六个儿女（但三人未成年就去世），当中幼子高棣铨，也就是高宇星的父亲，少年时代好打篮球，身手不凡，之后还凭靠优越的篮球技艺，在上世纪50年代来新工作与定居。高宇星一家五个兄弟姐妹，除大姐二姐外，后来都在新加坡出世求学成长。
高宇星说：“幸亏祖父当年无意在秘鲁生根，不然，我现在可是不折不扣的秘鲁后裔了。”
高宇星的说法有理，因为他祖父的两个弟弟后来也闯秘鲁，并且留在那里开枝散叶，最终他才有秘鲁的叔祖、堂兄弟姐妹的亲戚。高宇星去年与他们相会时，同辈人的儿女已经融入当地社群，只熟通西班牙语，讲一些英语，至于自己家乡的语言，则全部归还给祖先了。
重回秘鲁谋生
话说回头，高汉辉在家乡，时逢民国初年，虽然清政府已被推翻，但生活一样不好过，最终迫使他决定把妻小留在家中，重回秘鲁谋生。他在1926年离乡，由于后来家乡又经历抗战与内战，为了躲避战乱，他这一趟重回秘鲁，前后呆了36年，直到60多岁才回返家乡终老。所以，高宇星的父亲30多岁前往澳门，两父子才第一次见面。
促成大团聚
在秘鲁的寻亲过程中，高宇星没有机会回返祖父生活过的乡镇，实地了解祖父生活的环境，而是凭一些旧照片与亲人的转述，遥想祖父当年的片段事迹。
尽管如此，高家部分后人经过前后两个星期的相见与交流，彼此建立了感情。
也因为高宇星这趟越洋寻亲行，促成高家后人10多人有了一次大团聚，让大家特别感受到亲情的可贵。众人相约再来一次大团圆，尽力把所有族亲召来，同聚一堂，再叙亲情。
这个大团圆的日子定在今年11月下旬，到时，这些亲人将先在香港集合，然后进入祖父曾经生活和居住过的澳门，最后再到中山的故居，预定参加团聚者将有30多人，他们来自新加坡、香港、澳门、中山、美国与秘鲁六个国家地区，比起在秘鲁的这回，人数显然多出许多。
高宇星说：“我们都期待这一天的来临。”
父亲高棣铨为本地篮球立功
高宇星的父亲高棣铨，上世纪50年代选择到新加坡工作与定居，为那个年代新加坡的篮球运动做出了贡献。
高棣铨当时是应《南洋商报》聘请从香港南来，他在入籍新加坡后，代表《南洋商报》的篮球队，南征北伐。他身手敏锐，主打后卫，屡建奇功，让《南洋商报》与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名享海内外。
1956年，新加坡篮球队出征第17届墨尔本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是国家队代表之一，为新加坡立下汗马功劳。
1964年东京主办第1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我国属马来西亚，高棣铨这时升任主帅，指挥马来西亚篮球队参加。
高棣铨后期先后在中正、公教中学与义安工艺学院（后改为义安理工学院）执教，担任体育主任，栽培不少杰出运动员，当中包括李烈明在内，后者后来曾任新加坡国家篮球队的教练。
他在1999年辞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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