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面簿总裁扎克伯格在美国供证；此外，几个中国热门短视频平台被撤下架。朋友笑说：“美国几十个政客还在那里讨论来讨论去，中国政府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让这些平台关闭了。”
互联网普及这么多年，各国的立法和监管却似乎仍在寻找着节奏。一方面，大半辈子活在前互联网时代的美国立法人士，在面簿小儿面前抓耳挠腮；另一方面，没有具体面孔的中国政府只需有个假想敌，就可以枪毙任何平台。
就在美国踌躇、中国决绝的同一个星期，新加坡也有一则与互联网平台不无关联的消息：市区重建局拟定了一套短租房服务监管框架，展开公共咨询。
原本以为政府终于要将短租房合法化了，细读后才发现，这是有条件地开放，而且条件苛刻。八成以上公寓屋主支持、每两年重新表决、每年出租不超过90天的高门槛，要想跨过，谈何容易？
一个看似要激活短租市场的提议，细节却更像是要打压，可见当局的为难。为何为难？答案很快就浮现在舆论反应中。很多公寓屋主希望政府再严一些，最好禁止任何形式的短租。有人建议要求100％的屋主支持率；也有人认为，提供短租的屋主应承担更高的管理费。一名读者说：“汽车和工具可以共享，但人们的家绝不是个可以和陌生人共享或从中盈利的资产。”
短租公寓与其他共享经济的确不同，但作为一个拥抱共享经济、相信民宿体验更为独特的人，我对反对声浪如此之大还是有些诧异。更感惊讶的是，几乎所有人的主要论据都是租客的丑态，好像所有旅客都会频繁进出、肆意破坏、大声喧哗。
在游客素质日益提升的今天，上述刻板印象是过度妖魔化了。碰到不良租客，或许和碰到不良的邻居屋主的概率差不多。现实是，很多人在入住爱彼迎（Airbnb）民宅时，恐怕比在自家住时还要爱护有加、注意卫生。除了基本的公德心，这也是因为短租社群自有一套评定标准，没有人希望得到差评。
然而，信任的缺乏不难理解。开放心态的前提是开放，而开放和信任孰先孰后，则是鸡和蛋问题。最严格的管制或许最安全，但活力也因此被扼杀。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针对政府管制是否必要，设定“伤害原则”：只有个人行为可能或已对他人造成危害，集体才有理由对其管制。要问的是，这可能的危害是否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利弊如何取舍？就好像我们不可能为了杜绝汽车撞死行人，就规定每辆车想要上路，需要征求至少八成行人的同意。
市建局在公共咨询网页上说，今日新加坡是长期以来谨慎规划的硕果，但互联网平台和手机应用带动全球性的民宅短租风潮，让住宅与旅店的界限变得模糊。字里行间看得出，当局既想与时俱进，又担心居民反弹，最终在踌躇和决绝的中间，选择有条件地开放。
或许，需要与时俱进的不只是立法和监管政策，还有人们的心态。防患意识过重的心态，有时会成为政策开放的绊脚石。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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