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经济时局的不断变化，使得有关国家兴衰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当前中美两国贸易战的背景下，围绕美国是否正在衰落以及中国是否将称雄21世纪，不同人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其实人性的因素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深刻而显著，但却因为自省精神的缺失而常常被忽略，这才叫人很难看清兴衰的走势。
以史为鉴，新清史的研究表明，顺治与康雍乾四朝，皇帝都非常注重维持满洲政权能够入主中原的成功之道，即重视满族人使用满语并巩固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礼仪，强化八旗军事体制与保持尚武精神，以及继续推崇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强调满族人保持自我克制，抗拒人性中的骄奢淫逸。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与建国乃至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其实也是艰苦奋斗少享乐、勤劳节俭多积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性的自我克制？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点强调，实际也是呼吁执政党永葆“创业精神”，继续克己奉公，为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更好服务。
以此作为对照，一些欧洲国家近来呈现衰落迹象的一个新解释是：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过去西方之宗教对于人性的约束力日渐微弱；民主体制取悦选民的一般性手段是承诺增加福利，而这种“惯坏”选民的手段具有相当大的刚性，会难以逆转的诱发人性中各种消极懒惰的因素；另外，欧盟移民政策的开放性，导致大量希望享受高福利和就业机会的人群涌入欧洲发达国家，这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态。如同中国“坐吃山空”的老话，消费总是大于收入，终究会陷入穷困的境地。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人性有“人的一般本性”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重要区分，前者指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后者指的是由于特定时代的道德和制度约束，而与人的一般本性不相符之处。如此一来，国家兴衰的人性论将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统治阶层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始终需要对抗“人的一般本性”，即强调自我克制而显现“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一些特点。用马克思分析资本家自我克制的话来说，即是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少吃少喝少消费，这样才能积攒资本并使得资本越来越大。但是也因为这样的要求违背“人的一般本性”，故而很难持久的保持。即便第一代能够保持，但也往往“富不过三代”，而且“非人性”的东西毕竟很难遗传或传承。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之一，即是长期重视党的建设，让党员干部保持“自我克制”。
二是国家的兴盛需要通过采取各种手段，随顺和利用社会大众身上“人的一般本性”中对发展有利的因素，但同时也要抑制“人的一般本性”中对发展不利的消极因素，并且总是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例如，每个人都想以最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好的生活，这是人的一般本性。如果国家能够激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让努力的人获得相应的回报，并尽量减少社会大众中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的情形，那么人的一般本性就会变得有利于国家发展，反之就会将国家引向衰败。新加坡“鼓励先进、不养懒人”的发展经验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三是国家兴衰中的文化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制度因素、技术因素，都会对“人的一般本性”造成影响，从而显现“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也正是由于这五种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制度和技术因素所发生的变化，往往使得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统治阶层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很难保持长期的自我克制，同时社会大众也很难在前文所说的道德悖论中，长久的保持住一个平衡的状态，即人性中“恶”的方面在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不至于损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所重视的“中庸之道”实在是非常深刻的大智慧。
国家兴衰的人性论，可以用于解释政治活动家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的现象，即一个国家为什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一定程度上，盛极必衰是人性中蕴藏的一般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兴衰的人性论提供了一个观察国家兴衰的新角度，而且揭示了国家发展在不同阶层人性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一个国家很难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因此，国家兴衰的人性论，呼吁站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高度，对人性持续的观察、研究、反思、教育和引导，充分认识并且利用其他因素对人性的影响，促进国家强盛或避免国家衰落。这对于促进国家的发展以及思考和研判其他国家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作者是中国丝路国家战略（厦门）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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