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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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正式挂牌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国际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由多个国家参与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将专注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对全球金融治理制度改革和区域金融合作,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一般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融资模式,以“富帮穷”的“南北合作”为主,其政策理念在很大程度是以“华盛顿共识”(强调援助的有条件性)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体现。

中国所主导的亚投行虽然有多个西方国家参与,但总体上仍然是“穷帮穷”的“南南合作”模式。其政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去“华盛顿共识”化的,反对贷款援助附加政治条款,将更多地考虑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强调贷款程序的简单和高效性。

在贷款标准上,亚投行将采用一套新的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风险评判标准,从而发现那些具有真正投资价值,但却被排除在现有金融市场之外的投资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将对全球投资资金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金融治理一般被视为是全球治理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具体应用,其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对国际货币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也包括促进贷款资金的合理流动,其总体目标是维护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符合所有相关方的利益。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即二战以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银行机构主导。

长期以来,这一传统的全球金融体系面临诸多治理问题,包括僵硬的运作机制、官僚作风和低效率。

由于全球金融治理是典型的“集体行为”,其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集体行为。一方面,成员国越多,采取一致行动的困难就越大。另一方面,任何一项新措施的实施,都必须得到最大受益国(通常是美国)的首肯和支持。这是导致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全球金融形势新发展的主要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曾不断呼吁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制,包括重新评估现行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提高新兴经济体在IMF和世行里的权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份额。

这既是对现有金融治理体制的挑战,也正是亚投行应运而生的背景。

由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内容及其复杂,我们不禁会问,中国所主导的亚投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金融治理?

由于中国明确地将亚投行定位在多边发展融资领域,其主要任务是以基础设施融资服务促进区域发展。这就决定了亚投行及中国难以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重要领域施加影响,其功能主要还是补充现有金融机构作用发挥之不足。

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对国际金融体系注入更多资金、弥补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缺口上。亚投行已和亚行达成协议,第一个投资项目将在巴基斯坦合作进行。

根据亚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国家每年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达8000亿美元,而目前世行和亚行每年可以给亚洲提供的贷款总额,也就在2000亿美元左右,且只有40%左右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和基础设施发展瓶颈,亚投行将成为构建亚洲内部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重要平台。这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进而维持全球金融体系稳定。

亚投行将推动东亚金融一体化进程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意识到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性,陆续建立了清迈倡议、亚洲债券市场协议及亚洲债券基金协议,作为东亚金融一体化的三大支柱,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金融危机后,区域各国在金融制度上的政策协调。

但尽管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警示,东亚金融合作从未与现有的国际金融和货币制度相分割。2010年生效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虽是东盟(亚细安)10+3(中、日、韩)建构东亚金融治理机制的里程碑,但在实际资金的运用和政策制定上,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IMF的控制,也未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

亚投行的建立或将弥补目前东亚国家在金融治理机制上自主性不足的缺陷。在不久的将来,亚投行若能像其成立章程所言,有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和一批专业能人,将会有能力整合清迈倡议、亚洲货币基金倡议和亚洲债券基金协议,使东亚国家在处理区域金融问题上具有更大的主动和灵活性,尤其是当IMF和世界银行等机制效率不彰,或因其因应措施不当而无能为力之时。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将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导向一个更具“自主性质”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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