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被迫将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的控制权转至中国后，斯里兰卡又因为陷入政治危机、解散国会而再一次受到国际注视。观乎斯里兰卡自独立以来的发展，彷如一本活生生的政治风险教科书──所谓政治风险，指的是会左右投资环境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on），国家政府通常都是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
事实上，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涉及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极有可能得不偿失，这也是西方观察家质疑中国大举投资这些地方，并非单纯经济活动、而是涉及政治考虑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妨以斯里兰卡作为切入点，一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各种政治风险。
恐怖主义／内战
最显而易见的政治风险是武装冲突，内战、极端宗教主义、恐怖袭击等也广义地包含在内，而斯里兰卡内战，恰好包含上述大部分元素。斯里兰卡前称锡兰，当地人主要信奉佛教。但自从被英国殖民后，大量来自印度的淡米尔人迁到当地做劳工，埋下“文明冲突”的种子。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斯里兰卡政府开始推出种种针对淡米尔人的政策，例如把僧伽罗语订为官方语言、将佛教列为国教等，都令淡米尔人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结果在1976年，普拉巴卡兰（Velupillai Prabhakaran）就成立了淡米尔之虎，决定以武力手段争取在北部和东部独立，随即展开了历时26年的内战，造成多达10万人丧生。
这类令投资成本大增的冲突令投资者却步，也是斯里兰卡迟迟未能发展的原因之一。在有爆发武装冲突风险的国家投资，企业自然须在保险、保安方面花费更多，以保障员工安全。而且在招聘过程中，企业也须提供更大诱因予员工，使他们愿意前往危险的地方工作。“阿拉伯之春”后至今仍然陷入内战的叙利亚和也门，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深受此风险困扰的代表。
国有化
第二种风险是国有化。斯里兰卡第一次大规模国有化，可追溯至班达拉奈克（Sirimavo Bandaranaike）出任总理之时。在1970年代，斯里兰卡将大量私人资产国有化，包括教会学校和多家大型报社，一度引起国内不满。到了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执政时期，斯里兰卡再次掀起另一波国有化浪潮，被国有化的包括蚬壳牌斯里兰卡分公司（Shell Gas Sri Lanka）和斯里兰卡国家发展银行（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of Sri Lanka）。根据当地的银行法规定，任何单一公司或组织都不可以持多于25％的银行股份，而理论上斯里兰卡政府作为一个机构，也受到此限，但它却在拉贾帕克萨治下透过各种基金、保险公司，将银行股权增加至40％。
国有化，换句话说就是没收资产，是任何形式的投资者都不乐见的发展。一般来説，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就有较大机会出现国有化，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库姆托尔金矿（Kumtor Gold Mine）由加拿大资金拥有，在2013年缴交的税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7％，所以当地一直有声音希望政府将该金矿国有化，以增加政府收入，再用以改善民生。
选举／更换领导层
由于立场会影响政策，所以政府换届、更换领导人，投资环境也可能受到影响。但在不同情况下更换领导层，影响可以有天渊之别。近日斯里兰卡的政治危机，可说是影响最大的情况，因其出现是亳无预兆的。10月26日，斯里兰卡总统突然宣布罢免积极寻求与印度重新走近的总理维克勒马辛哈（Mahinda Wickremesinghe），然后邀请立场亲华的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接任。由于此举未获得全部内阁成员同意，维克勒马辛哈与拉贾帕克萨二人同时声称自己是总理，造成政治危机，也令华商和印资一时难以适应。
然而，即使事前知道政府将会换届，也可能因为国家不稳定而波及投资环境，比如尼日利亚多年来有南北分裂的问题，好不容易将情况稳定下来，政府又面临选举。参考英国巴克莱银行分析师的说法：一旦尼日利亚现任总统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落选，新政府很可能会与国内军阀重新商讨在布哈里时代订下的协议，该国的产油量可能会因而受到影响。但由于选举日期早已订下，各界有足够时间制订应变措施，因此影响相对比斯里兰卡小。
大国角力
在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中，中资已因为马来西亚换政府而面对失利：马哈迪上任首相后不久，马方就宣布取消“一带一路”中的两项工程。其他国家如哈萨克斯坦、文莱也可能在不久后更换领导层，毕竟两位领导人都年事已高，加上它们相对封闭，国家政策会有大转变，也并非全不可能，企业须及早准备。
最后是由两种形式的国际关系带来的障碍。首先是与势力范围有关，也就是斯里兰卡的情况。斯里兰卡地理位置关键，印度视之为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则视之为突破“围堵中国”的支点。当中资大举进入斯里兰卡，印度就有可能因而对中资存有戒心，当中国资金计划进驻印度其他势力范围，如不丹和尼泊尔，甚至印度本部，印度可能会加以阻挠，说不定会再次上演在斯里兰卡争相出资兴建使用率极低的机场的剧本。
另一种则不涉及投资国本身，而是与所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关，这种风险在中东尤其明显。以以巴冲突为例，以色列作为区域内科技发展的龙头，自然吸引不少科技公司在当地投资，当这些科技公司有意将业务扩展至视以色列为头号敌人的邻近伊斯兰国家（如黎巴嫩），就有可能被拒。如果将以巴冲突由沙特和伊朗之间的伊斯兰龙头地位之争取而代之，也是一样道理。
诚如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主席布兰默（Ian Bremmer）所言，辨识政治风险其实只是成功的第一步。由于各种风险都会持续发酵，所以持续监察各风险，制订应变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是The Glocal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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