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40年，以1978年12月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40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回首当年，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共痛定思痛，在邓小平的主导下，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实现历史性的转变，从“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从思想禁锢到思想解放；从身份歧视和“阶级专政”到大规模“摘帽”和平反冤假错案；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搁置 “姓资姓社”的争论；从效率低下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到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大发展；从在国际上输出革命经验，到实行明智的低调务实的对外路线。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活力，争取到了相对友善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的勤劳品质和聪明才智被充分发挥出来，海外资金和技术源源不断地涌入，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和市场，由此成就了中国这40年的巨大发展。
所以，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今日的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康的局面；均是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结果。而这一改革开放路线，恰恰就是对此前极左路线的拨乱反正。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并不是苏式原教旨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它是对这一原教旨主义的修正。
作为一种百年来曾经席卷大半个世界、曾经令无数人神往、引无数人献身的社会试验，苏式社会模式无论在前苏联、东欧、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是朝鲜、古巴、柬埔寨、委内瑞拉，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带来的不是如今日委内瑞拉式的大规模贫穷，就是如斯大林时代和赤柬时期那样的众多生命的毁灭。最后不是政权颠覆，国家分崩离析，民心尽失，“竟无一人是男儿”去挽救，就是陷入贫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用脚投票”，冒死逃离。
可以说中国这40年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具体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撇开官方的修饰性表述，所谓“中国模式”，在实质上就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市场化结合。
它不同于苏式原教旨主义的社会模式，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模式，虽然它仍然维持了一党执政，但却是一种的较为开明宽容的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它以威权主义保持社会的稳定，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适度的政治开明与社会宽容，激发社会的活力。
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如政治道义和经济公平上，人们对于“中国模式”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功，和它所带来的人民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却是有目共睹的。
撇开意识形态的偏好，公允地说，中国这40年的改革和发展，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难得的一次国富民足、歌舞升平的盛世，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经历无数挫折和错误选择，而难得的一次选对了路径。这也是100年来，人类中的一部分试图实现某种社会理想，在世界各地不断遭遇失败后，而终于有一个国家从歧途中走了出来的罕见的成功实例。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对中共而言，它是此前30年“艰辛探索”，付出了巨大的历史教训换来的。对于前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和认识，宜心存敬畏和尊重，切勿重蹈覆辙。
由于长达40年的太平盛世，人们往往将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忘记了这一切都是拨乱反正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4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在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怀旧思潮，重温乌托邦梦想，以为只有重回那种原教旨主义，才能医治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这显然是忘记了历史教训。
从中共当年的党内共识来看，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后来的决议，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和十年文革的定性，都表明当年中共在认识上的重大转变：国家稳定、政权安全不是靠“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天天讲”来实现的，而是要靠发展和改革开放。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改革开放了，中国才有出路、中共才有执政的根基。无论是为了国家利益，人们幸福，还是为了“党的利益”，中共的政权安全，都要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行宽容和谐的社会治理来实现，而不是靠政治运动和日益精细强化的社会控制来实现。
中国40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家实力的巨大增长，使中国人为之骄傲，民族自豪感倍增。但是，面对这一炫目成果，也容易使人飘然起来，忘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中的一个重要方针，那就是保持低调，力戒张扬。
这样一个方针反映了邓小平对国际关系的务实认识：国家间的强弱博弈是一个现实，力不如人，不宜强出头，以免招来不必要的疑忌打压。当前中美摩擦加剧，矛盾升级。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重温邓小平当年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政治智慧，尤显必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它不是三五年一蹴而就，唾手而得的，而是40年来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开拓不易，守成更难。面对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无论是40年来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还是40年中外交内政中所积累的道义资源，都宜倍加珍惜。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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