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37年的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于去年11月30日解散，所有会员已从12月起转至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该工会在70年代全盛期，曾有千多名会员。
1970年代全盛时期，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有千多名会员，但是到了去年底，仅剩52人。随着行业没落，这个过去80年来见证新加坡发展的工会也正式走入历史。
成立于1937年的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Singapore Stevedores’ Union，简称SSU）去年11月30日解散，所有会员从12月起转至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
根据全国职工总会提供的数据，2013年至2017年间，除了SSU之外，解散的还有新加坡政府速记员协会。此外，另有六个工会合并成三个。
轮船起落货工人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苦力”。新加坡凭着卓越的地理位置成为繁忙的港口，大批工人早年从中国南来讨生活，他们许多在货轮上和码头当搬运工人，靠体力赚钱糊口。
1999年上任、SSU最后一任会长林雅吉（70岁）日前接受《联合早报》访问，回溯这批工人的奋斗和血泪史。
林雅吉的父亲是来自中国的船员，二战时期受了伤，在林雅吉出生三个月时就过世了。林雅吉小时候曾跟着姑妈到印度尼西亚生活了几年。
1968年，新加坡独立初期，当时年仅21岁的林雅吉通过朋友介绍成为苦力。
他说：“我只念到小学三年级，那个年代很难找工作。当小贩助手一个月工钱三四十元，五金店店员六七十元，当苦力虽然辛苦，但是勤劳点每个月可以赚140元到150元算是不错了，而且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林雅吉说，那些六七千公吨的大货船无法进港，所以得先把货搬上舯舡（tongkang，体积小的木船），等舯舡驶进港后口再搬货上岸。卸货地点包括新加坡河边、丹戎巴葛和现在的裕廊海港一带。
曾目睹工友过劳死
“我们搬的货有米、铁制工具、香蕉和石灰等，经常一次要搬几十到上百公斤的东西。”
他毕生难忘第一天上工的情景。他回忆说，当时一艘船从日本大阪来新加坡买橡胶，那一天他连续工作24个小时赚了20多元，可是之后全身酸痛，两三天下不了床。那个年代生活清苦，不少人为了多赚点钱拼命工作。林雅吉就曾目睹有工人过劳死。
“有一次我到厦门街一家咖啡店去，隔壁桌有工人收工后在喝咖啡。他趴在桌上休息，后来工头来发薪水，他的同事怎么也叫不醒他。听说他之前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操劳死的。”
年轻时林雅吉靠体力养活一家人，他当了10多年苦力，后来学会操作吊秤车，工作才轻松一点。他和妻子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以前挤在克罗士街上段店屋楼上的一个小隔间里，和10户人家同屋共住，合用一个厨房和厕所。
虽然曾是许多人赖以为生的工作，不过，“苦力”这个行业随着时代变迁而没落。
林雅吉说，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间，集装箱越来越普遍，货物都是装箱运入港，可以直接用吊秤车装卸，就不再需要他们这些搬散货的工人。
他透露，1970年代工会有1200至1300名会员，到了1990年代末约三四百人，去年解散时，包括执委在内只剩下52人。他们都退休了，多数已经八九十岁，继续留下只是为了支持工会。
“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手管理，加上行业没落没有新会员，所以我们决定解散工会。就算舍不得，也没办法。”
对于未来，他想找一份兼职工作打发时间，也会多抽时间到印尼找儿时玩伴。他说：“朋友老的老走的走，相聚的时间不多了。”
首任会长讲义气 命丧日本军枪下
虽然是人们眼中的“粗人”，但是林雅吉认为苦力非常讲义气，首任会长蔡延树在二战时期就为了保护执委，命丧日本兵抢下。
林雅吉说，这么多年来工会里一直流传着蔡延树壮烈牺牲的故事。1941年底日本南进，英殖民政府呼吁大家共同抗敌，当时日军不断轰炸，政府于是要求工会协助把石油搬到安全的地方。
工会每天安排千名工人帮英政府，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找上蔡延树，要揪出工会所有的执委。
“蔡延树觉得反正都是一死，所以就算是被日军用水灌肚也不肯供出执委的身份。日军见他不肯合作，最终就把他给枪毙了。”
根据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的会刊，蔡延树是推动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成立的其中一人。
1930年代，本地有2000名搬运工人，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粗重危险，一些资深工人于是计划组织工会，希望能改善工人的生活。但因得不到政府支持，加上工人并不积极，所以组织起来困难重重。
后来一些工人决定推举代表参与组织工会的工作，蔡延树便是其中一名代表。商谈多时后，工会终于在1937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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