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纬温 报道
edwinong@sph.com.sg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昨天公布贪污贿赂刑事案的司法解释。根据《解释》，当仅仅考虑数额时，贪污的定罪起点调高到3万元（人民币，下同，6300新元），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比1997年刑法规定的5000元起点上浮六倍。如果有较重犯罪情节，受贿数额最低至1万元以上，就可能受刑事处罚。
有受访司法界人士认为，此前的定罪起点太低，早就应该调整了。但也有学者强调，中国应从根本上取消起刑点，因为起刑点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倡对腐败“零容忍”的原则相对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接受《联合早报》电访时指出，设起刑点“其实是非常糟糕”，而且是“中国刑法可能受到批评最多的”部分。
任建明也强调，官员是否构成贪污贿赂，根本无需探讨腐败数额是多少，应由行为的性质来决定。只要贪腐就应该“零容忍”，这也是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原则，包括新加坡等国家对贪腐都是持“零容忍”立场。
任建明：“你可能只有（贪了）一块钱”，但“只要是受贿成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此外，设起刑点所带来可能导致严重问题与误导效应，就是“设立3万（的起刑点），他（行贿者）就会送两万五”，行贿受贿者会认为“达不到那个（起刑点的）数额，执法机构就不会动用刑法，我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不过，任建明也同意，司法机关量刑时是需要考虑“数额的大概范围”，以明确量刑标准，同时管控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受访时则指出，之前的起刑点是1997年制定的标准，起点太低，“确实不太公平”，“许多官员都快变潜在的犯罪了”，由于法不责众，起点太低也就没有了威慑力，因此早就应该调整了。
斯伟江：办案模式也需要调整
斯伟江也指出，需要调整的不光是数额，纪委和检察院的办案模式也需要调整。
他分析指出：“现在对贪腐官员的办案模式一是双规，一是检察院采取的手段，这些手段都比较严厉，（被审者）往往缺乏足够的救济，存在办成冤案的可能。”
他说：“在这个模式下，很容易刑讯逼供，数额越低就越容易办成冤案，还有很多人会把十几年前20年前收的现金卡啊、礼啊都算进去，这些都是不符合《刑法》的。所以这次数额调整是不到位的。”
不过，由于放松标准可能释放中国反腐力度减弱的信号，斯伟江认为，这是当局在调整定罪起点时的顾虑，“但是恐怕在现在政治压力下，也只能这样了。”
他认为，此次调整虽然还是会给民众反腐力度减弱的观感，但明白的人应该都知道，反腐力度的关键并不是决定于定罪数额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形成权力监督、舆论制衡、政党制衡的机制，缩小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权力寻租的空间，减少腐败的源头。他因此认为，官方这次上调定罪起点，未必就会激起强大的舆论反弹。
中国去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改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等定性描述。
“两高”昨天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文件，则把“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分别定为3万元，介于20万元至300万元，以及300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则指300万元以上，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若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可缓刑期两年执行。
《解释》也规定，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即应追究刑事责任。而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最低数额的一半，同时具有规定情节的，应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另外，《解释》也明确对上述两罪做出的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判决的适用原则。
任建明说，《解释》旨在落实人大《刑法修正案（九）》的原则，而司法解释能“对未来的自由裁量的幅度做一个限制”。
他说，之前有批评指当局对犯罪高官量刑过轻，判死缓后，会改成无期，甚至有期徒刑，通过“不断地减刑”至罪犯很快释放。因此，当局在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间加了“终身监禁”，以解决减轻处罚的情况，以及量刑后执行环节的问题。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受访时则指出，之前的起刑点是1997年制定的标准，起点太低，“确实不太公平”，“许多官员都快变潜在的犯罪了”，由于法不责众，起点太低也就没有了威慑力，因此早就应该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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