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表示，“两化叠加”是中国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要在近乎一个历史时期内完成，他认为目前中国应重点强调“管理－服务型”政府，而不是简单提出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前天（20日）的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2016国际会议上，朱光磊发表题为“‘两化叠加’：中国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演讲时说，在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两个阶段；在日本与韩国，这两个阶段在现代化后期是叠加的；中国的这两个阶段则近乎于重叠，中国自1978年开始启动现代化进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问题开始突出，大家同步关注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
他解释说，“现代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强化管理，“后现代”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服务，两个阶段的焦点不同，大体相当于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
中国的现状是，尽管整体仍处于现代化阶段，但不管是对国家宏观层面的要求，还是对微观层面，“一方面最基本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另一方面要求又很高”“既有现代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又拉到后现代化的阶段”，比如对（社会）保障方面的想法等。
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朱光磊说，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民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底子薄，历史欠账较多”；二是基于比较视域下的示范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拉动下，公众把目光集中于最发达国家，造成存在高期望值。
“两化叠加”给中国治理带来极大难题，一是社会共识难以达成，二是导致政府发展理念的错位，三是不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差距。
朱光磊解释说，“两化”叠加下，政府面临双重历史任务，且存在简单强调从管理（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呼声，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比较丰富，但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城市管理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积累，治理的理念才刚刚进入。
“我不赞同要从管理型政府或者治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意思是对的，但并不严谨”，朱光磊认为，中国要建设的应该是一个管理服务型政府，因为管理提升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简单提出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两化叠加”的双重压力？朱光磊提出，首先应该继续强化管理，即兼顾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注重强化细节管理和流程管理，改变“重体制轻机制”的习惯。
他也认为，要化解压力与难题，应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明确肯定必要的社会分化、鼓励社会流动，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考虑公共政策整体平衡问题，并强化公共卫生建设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对于政府的职能定位，朱光磊则认为应相对肯定“有为政府”，即“一个偏强和积极一些的政府”，他强调这并不意味要比现在的政府更强，而是“比现在的相对偏弱一点”，但和其他国家政府比起来，要处于一个偏强的情况，其特点在于职责优化、行政主导、注重绩效，以及规模适度、制约有力与敏捷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