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福建宁德既是中国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海岛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和海防前线等原因，经济起步晚、发展滞后，曾是中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988年6月至1990年5月主政宁德期间，提出了“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此后一直是习近平重点关心的课题，当上中共总书记之后他也强调“精准扶贫”战略构想。
习近平当年的扶贫理念如何影响宁德农村扶贫工作？本报记者走访宁德，探寻扶贫开发的“宁德模式”内涵。
从福建宁德市区包车到寿宁县的贫困村下党村去，约两小时的路程没有想象中颠簸，山路有些蜿蜒，但道路修得平坦。
车子还没进村已能感受到，曾经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三次进入下党村的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村里留下极深的烙印。在通往村子的山路上，看到好几个配上习近平半身照的大标语写着：“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
一进村内就更不得了。村民为纪念习近平三进村而盖了一个亭子，并称之为“三进亭”。
村民还说，宁德寿宁县特产“地瓜扣”是习近平的最爱之一，当地人把它叫做“山中鱼翅”，因为煮起来形状像鱼翅。习近平当年进村办公会的场所，如今已成下党村展览室。
“五无乡镇”下党村基建逐步完善
习近平首次进入下党村是1989年7月19日。
下党乡筹建于1987年，是寿宁西部最偏远山乡，素有寿宁的“西伯利亚”之称。这里曾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通往四处毗邻乡镇得翻山越岭步行10多公里。时任宁德地区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刘明华说，习近平第一次到访带了18个地直部门负责人，当场拍板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5万新元），用于水电公路等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今，村内基础建设逐步完善，水电公路和网络基本畅通。据下党村村主任王菊弟介绍，村民1341人，309户，32个建档立卡贫困户；700村民常住，另一半外出，剩下不少是老弱病残，所以“村的发展是慢了点”。
2014年3月，曾给下党带去建设资金的习近平，再次给这个贫困村带来另一转机。
事缘，他在河南兰考县调研时，忆起当年下党村村民挑着凉茶和绿豆汤接待他的往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此刊登《下乡的味道》一文，讲述习近平多次倡导地方官员下乡与基层联系的重要性。
习近平对下党村的关心让村民兴奋不已，也给他们带来工作灵感。在党支部第一书记曾守福的带领下，下党村将“下乡的味道”注册成商标，并将它打造成下党村的扶贫定制品牌。
据王菊弟介绍，曾守福2014年由福建省委组织部派驻到下党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并推动成立“梦之乡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村集体占股25%，其中5%的股权由村集体代建档立卡贫困户出资代持，管理人员占股60%，村民占股15%。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在习近平忆起下党往事后，“梦之乡”对“下党”“下乡的味道”等商标进行申报。农村也投入180万元，建设一个1800多平方米的茶厂。
茶园不卖茶叶，以“出租田地”的方式经营。企业或爱心人士若愿当茶园主，可用一年一亩两万元的价格租下茶园，每年春秋两季可获100斤干茶。茶厂加工处安装八个探头，茶山上架设26个探头，并开发可视化系统和农产品可追溯系统，让茶园主通过手机客户端随时查看茶园的工作状态。
中国企业对习近平三进乡之地相当捧场。据知，去年下党村集体收入仅茶园一项就增收400多万元，村财政收入约20万元。此前，下党村还是个空壳村，村财政收入为零。
王菊弟说：“很多企业是这样想的，习主席来过的地方也有我的一亩三分地，这里有习主席喝过的茶，我消费也扶贫，很体面。”
打造旅游业 下党村希望提前脱贫
习近平主政宁德期间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是不断增强干部的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和商品观念，具体路子则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王菊弟说，下党村气候利于种植高山云雾茶，村委按照地理条件大力发展传统优势，依循习近平提倡的因地制宜发展。
除茶产业外，下党村去年开始打造“旅游扶贫”。上世纪3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叶飞在上世纪30年代领导游击战，再加上习近平曾在村内廊桥用餐和休息，这些历史足迹都成了下党村打造“党性教育基地”的特点。
下党村去年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今年又被纳入福建省乡村旅游扶贫观测点，计划分三年投入1000万元进行乡村旅游建设，同时引进台湾旅游策划团队、厦门建发旅行社等专业公司。
下党乡乡长胡文琛说，村里部分老房子已获修护以打造“下乡一条街”，地方政府也鼓励村民开设农家乐。
据介绍，2014年之前，下党村完全没有店铺，想找个吃住地方都没有，更不可能吸引游客。开发旅游之后，去年到下党参观学习及旅游的游客达五万多人次。
旅游业起步带动部分村民的生活渐有起色，下党村媳妇王明桃（27岁）今年就给家里添购新的电冰箱。王明桃一家五口，婆婆煮菜手艺好，今年初在村里开设小吃店，每月为家里带进约1000元收入，远比采茶收入稳定多。
咖啡馆老板王明寿（53岁）长期在外打工，看到村里民宿和小吃店经营得不错，于是拿出20万元积蓄创业。王明寿笑说：“现在有那么好的机会，当然要抓住。”
中国国务院不久前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到2020年，832个贫困县要全部摘帽。下党村支部书记王明祖信心满满说：“希望提前在2018年、2019年让全村脱贫！”
王明祖说，下党村去年37个贫困户已有五户脱贫，估计明年还能脱一半。他将脱贫重任寄托在旅游产业上：“最关键是旅游扶贫，它最实在。希望能获上级领导支持搞3A景区，有人来就必然有人消费，村里的人都可以赚钱。”
弱鸟先飞 赤溪村做到了
从下党村往东南方向开车约两小时，位于闽东的福鼎市磻溪镇有一个农村在脱贫方面走得更靠前。它是“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
赤溪村两大支柱产业也是旅游和白茶，由于起步较早，它已进入“深挖”文化的发展阶段，目前正积极打造“环太姥山旅游线”的生态旅游，同时挖掘赤溪村少数民族畲族文化和美食文化。很难想象，30多年前，赤溪村还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特困村。
自2009年起担任赤溪村党支部书记的杜家住向记者介绍，赤溪村扶贫工作历经三阶段，跨越30年。1984年至1993年“输血”：就地扶贫；1994至2002年“换血”：搬迁扶贫；2003年至今“造血”：旅游加产业扶贫。
杜家住坦言，第一阶段扶贫以失败告终，大山深处的环境太恶劣，给钱送物供良种，钱花光、物用尽都无效。
1993年，赤溪村迎来两大契机，一是道路开通，二是造福工程实施，陆续把住在悬崖峭壁的村民迁至中心村。杜家住说，地方部门领导和各界人士集资32万元盖房子，1994年下半年把首批22户、88人迁出。
路开通、村民下山后，赤溪村按因地制宜的发展规划，开始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但由于村内信息较闭塞，一直无法形成主导产业。2003年，赤溪村决定引进企业进行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把农村带入第三阶段扶贫工作。
杜家住说，旅游产业和相关设施到位后，人流量扩大，返家创业或打工的村民也增多。
村民人均纯收入从166元增至1万3649元
叶春蓉（39岁）早在2006年就回村创业，她与丈夫先经营民宿，衔接赤溪村和城镇的牙赤公路前年动工，她意识到人流会增加，于是通过金融扶贫贷款又开了一家餐馆。现在民宿和餐馆一年可赚15万元，比过去采茶收入翻了很多倍。
赤溪村有1800多人，408户，180多人在村内五家旅游公司上班。村内农家乐和民宿各有10多家，全村可承接400多人住宿。据介绍，2014年全村农民平均有5170元收入来自旅游产业，占人均纯收入44.3%。人均纯收入从1984年166元增至2015年的1万3649元。
村内仅剩两个贫穷户，全村贫困率从上世纪80年代92%下降到现在1%。杜家住订下的目标是，在2018年让全村脱贫摘帽，比国家规定的早两年。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与赤溪村干部群众视频连线时，肯定了赤溪村摆脱贫困的成就。习近平在宁德工作两年间的调查、讲话、报告、文章，已汇集成《摆脱贫困》一书，其扶贫思想大体能在书中找到源头。
杜家住在讲述扶贫工作的挑战时，也呼应习近平的扶贫思想。他说：“乡村旅游是长期性发展，不能一步登天。村里的事永远没有一个圆满，永远只是一个开始。它也没有最好，只有做得更好。”
蒋晓蕙：道路开通是宁德扶贫关键
接受本报访问的厦门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原院长蒋晓蕙分析指出，道路开通是宁德扶贫的关键，路通后，村特产才能往外运售，外面的游客才能进村。
她指出，“旅游加产业”发展模式固然好，但贫困地区若为抢在2020年前摘掉贫困帽而一窝蜂采取相同模式，或将引发村与村之间或同村村民之间的同质性竞争，反而可能不利扶贫。
蒋晓蕙说：“过去有些贫困地区为争取扶贫资金而不愿摘帽，现在要留意各地会不会为争取2020年摘帽政绩，而让扶贫工作在压力下流于数字游戏？”
精准扶贫有多难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核心内涵。他曾指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做到“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中国扶贫工作恰恰最为一些舆论所诟病的是，一些扶贫款被官员一级级截留，也有一些官员以各种方式骗取或侵占扶贫资金，在扶贫工作中借机牟利，或者将资金用在形象工程。一些地方也发生过主管的官员因村民“打招呼”或同属一个姓氏宗祠，就将不符合扶贫标准的村子、家庭列为扶贫对象给予特别照顾。
蒋晓蕙说，扶贫工作确实长期存在上述问题，但她相信，在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以及力推“反四风”“八项规定”等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后，扶贫腐败已大为遏制。
受访的下党村和赤溪村领导也表示，在中央提出精准扶贫要求之后，对于入户“摸底”采取非常严格的要求。
精准扶贫第一步是先精准确定扶持对象，对贫困户建档立卡。镇村领导会入户摸底，把资料全收集以研究审核。之后，召开村民大会确认贫困户，同时把信息公示，并向上级政府报告。
第二步，村委要对症下药，给贫困户提供精准扶贫措施。在金融扶贫方面，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为扶贫开发对象发展生产提供5万元以下、三年以内的无抵押担保贷款。技术扶贫方面，派技术员下乡培训村民，让贫穷户能掌握一门技术，同时给村民提供果苗、肥料等生产原料。
按规定，地方领导每年须根据帮扶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并接受上一级监督。扶贫办、效能办、行政服务中心三个单位结合起来，到各个部门督导，以确保精准扶贫到位。据了解，效能办原隶属于纪检委，现已独立出来以加强监督。
镇村官员表示，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近几年查得很严，若被查出工作作风有问题或项目落实不到位，既失年终奖金，也不获提拔。
脱贫当自强
先扶志是关键
受访下党村和赤溪村村领导指出，早期的扶贫工作将钱直接交到贫困户手上，但后来发现成效不大，因为村民不一定将钱花在刀口上，所以改成培养贫困户内生动力的“造血”式扶贫。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论断是：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
扶起群众自强之志
另据凤凰网报道，宁德市副市长黄建龙表示，扶贫开发的“宁德模式”首要内涵就是扶贫先扶志，以“弱鸟先飞”的进取意识抓扶贫，“要扶起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之志，扶起群众的自强之志”。
扶贫先扶志是脱贫关键，但杜家住坦言，要改变群众“等靠要”思想需要时间，不断做群众思想工作，慢慢提升他们的信心。他说：“若能够挖掘群众内生动力，一起参与农村发展，党和国家一定支持，但不可能把一个产业做好送你。”
王明祖也说，村民靠自己双手脱贫致富才能见持续性成效，但部分村民仍摆脱不了“等靠要”，脱贫之路走得较苦。
几位受访村民则表示，他们也想自食其力，不愿长期靠政府，但同时希望村里基础设施持续做好，带动旅游发展。
下党村民王明桃告诉记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希望靠自己双手去做出一些东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