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解析

审时度势

在去年10月18日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长篇报告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发展“一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经济”，宣布了众多新政策措施，呼吁加大绿色发展的力度，以建设一个新的“生态文明”，成就“美丽的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和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因此，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并非政治空谈。习近平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是认真的，他阐述了一些具体政策的后续工作，例如制订一个更有效的法律制度以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以及建立一个支持低碳和“循环发展”的健全经济体系。他还提到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发展绿色金融，以壮大节能和环保产业。

在去年12月18日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绿色发展新理念被列为今年新政策的优先事项，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主要重点。中国政府已表明，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把目标放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而是追求一个有更多“绿色GDP”经济活动的更好、更高质量的增长。

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经济改革开始，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确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其GDP在35年来取得了近两位数的增长。如此强劲的增长令中国的工业起飞，而发展成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强国，则让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增长政策是邓小平遗产的一部分，他的两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和“致富光荣”便是最好的注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想要有高经济增长，以制造就业机会和推动体制与社会方面的改革。不过，就长度和规模而言，中国的高增长确是史无前例。中国因为不懈地追求高增长而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主要能源消费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占了全球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中国的环境因此严重恶化，空气、水源和土地都被重度污染。这么多年来，直至今日，北京冬天雾霾对PM2.5空气质量指数（可被吸入人体的空气悬浮颗粒）的影响，经常成为国际头条。据估计，中国大城市的雾霾每年造成了150万人早逝。在中国高增长的背后，是人力的巨大直接损失。

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习近平强调高质量经济发展，仅是为了推出减少污染和改善环境的政策。然而，整个问题却是复杂得多。这也涉及推出新的政策设计，以改变未来经济发展的性质，并最终实现习近平所构想的一个更可持续的新“生态文明”。

经济发展是指GDP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至于高质量发展，其经济活动须更环保和带来更多福祉或更合乎社会需要，整体GDP因此须要有更多“绿色”的成分。但要以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计量标准，知易行难。

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是按市场价格，计算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或增加值总额）。计算经济活动的过程基本上应在价值和道德上保持中立。经济学家虽然尝试设计一个计算GDP的新制度，以涵盖能带来更多福祉的经济活动（如文化与医疗），但在概念和实际经验上，这方面的工作却是困难重重。要为那些更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活动进行计算或估价已不容易，而要以此来比较不同国家的GDP则更难。充其量，“绿色发展指标”可以单独地作为传统国民收入账户（NIAs）的一个附录。GDP本身并不足以计量发展的质量。

即使是经济发展本身也充满争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可提供基本需要和扶贫的经济发展自是无任欢迎，但对成熟的发达社会而言，许多知识分子不会不加质疑地接受高增长，尤其是“为了增长而增长”的想法。

伦敦经济学院的爱德华·米尚（Edward Mishan）很早便对经济发展作出批评。在1966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发展的代价》（The Cost of Economic Gth）中，米尚认为从失去幸福和内心的宁静，再到失去绿地和干净的空气，经济发展虽创造了物质产品，但也会被许多负面作用所抵消。米尚的论点可说是引领了今天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

更多关于高质量增长潜在问题的正式讨论，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剑桥经济学家阿瑟·皮古（Arthur Pigou）。他提出了一个虽简单但重要的社会真理：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并不总是相一致。在个人实现经济福祉（或效益）的最大化时，“净私人边际收益”（net marginal private benefit）和“净社会边际收益”（net marginal social benefit）的最大化就会出现差异，导致的“溢出效果”就是今天所谓的“外部效应”。污染就是一种负面的外部效应，而这个副作用是某项经济活动所意想不到的。因此，有必要征税以补偿民众。这就是皮古税（Pigouvian tax），它在今天已发展成碳税。然而，要计算所有的副作用并不容易。

一言以蔽之，如何鉴定和计量“高质量经济发展”，在概念和实际经验上都会面对巨大的困难。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实际上采取了“脚踏实地”的政策措施。它提出了三管齐下的战略。第一步便是在几年前直面污染问题。

北京在2014年初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时，中央政府一改以往的态度，果断地向污染“宣战”，推出一系列应付污染问题的措施，环境管理框架因此得到加强，而新的《环境保护法》也获得通过。此外，环境保护部派出多支“环境监察队”，到各个省份和地方评估当地的情况和发出新的环境保护指导意见，让政府官员直接为当地的污染环境罪负责。

再者，中国政府也采取严厉措施，关停污染企业，并以由天然气或电力发动的新设备，取代传统的家庭燃煤供热系统，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北京的空气质量已大为改善，每年的蓝天越来越多，现在反而是被严重雾霾笼罩的新德里上了国际头条。

第二步是提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从本质上说，这是对中国增长模式的调整，使其从投资驱动型转为消费驱动型，这种增长新模式也更具持续性。结果是，中国的GDP在2017年增长了6.9%，而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就高达60%。消费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此消彼长联系在一起，工业活动的减少显然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不过，大部分的服务业活动多在国内，从技术上来说，也是“非贸易”行业，生产力的增长潜能低。生产力的低增长最终将导致经济的低增长。因此，就像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所发生的那样，高质量增长总得付出低增长的代价。

长期而言，高质量发展必须由一个以竞争力和生产力为导向，具有“活力”的宏观经济环境来支撑。于是，第三个支持高质量增长的政策配套，就包括了促进创新和快速技术发展，尤其是数码“新经济”的长期政策。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加强现有金融去杠杆化、削减产能和“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政策。长期目标是中国版的“工业4.0”，这涉及了在2025年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战略。

区域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工业起飞的阶段，也曾面对严重的污染和环境恶化问题。今天的年轻日本人应无法相信，1970年代初期的东京，空气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恶臭，包装在小塑料囊的氧气甚至在许多繁忙的交通路口出售。

随着发展的成功，随之就是收入的增加和中产阶层的扩大，对于高质量增长的追求也就自然不过。过去东亚发展战略所透露的基本信息是：先发展，后清理，发展的成功为政府创造了更多清理环境的资源，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也有对抗污染的内在动力，因为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和喝着同样的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