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情

包产到户草房变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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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经历沧海巨变。

每个中国人都逃不过时代的洗礼;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反过来又是一条从中共建国到改革开放,再到一个新时代的叙事线索。

回望过去,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远眺前方,他们也是未来的推动者、谱写者。

今天,谨以五个平凡中国人的故事,回顾70年沧桑,致敬一代代中国人书写的中国故事。

时隔40年,73岁的汤敬林还清楚记得1979年村子里包产到户的那天。

“天刚朦朦亮,我就起床到自家责任田里干活了。那年大旱,地硬得犁不动,就用锹使劲地挖。”

地还是那块地,不同的是心情:那种吃了“大锅饭”20年后,突然有了要为自己干活的急迫感。

汤敬林是安徽省凤阳县人。

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历史上就以天灾战乱多、人民生活贫苦而闻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段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凤阳花鼓》歌词,道尽了凤阳人数百年来的辛酸史。

中共1949年建政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没有地和地少的农民都分到土地,不少老一代农民的感恩之情至今不渝,汤敬林家中卧室里仍然高挂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感念当年“毛主席打土豪、分田地”。

在包产到户之前的20年间,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收归公社所有,取消了农民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和按劳分配原则,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汤敬林当时一家的生活就跟凤阳县其他村民们一样艰苦。他翻出40年前的老照片回忆说:“父母兄弟姐妹十口人住着四间草房,不止我们一家,十家就有九家穷。”每年秋收后,当地村民要么在家喝“匀溜溜”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吃咸菜,要么就不得不踏上外出讨饭之路。

1978年,包括凤阳县在内的安徽全省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在饥饿中挣扎多年的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走投无路,终于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血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小岗村村民秘密实行分田到户,得到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各地也开始试行。

汤敬林仍记得当时凤阳县广泛流传的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他所在的大庙镇,距离小岗村20多公里。在小岗村实施大包干一年后,1979年,大庙镇在秋收后也开始实施。

全村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前杂草比麦苗高,后来地里看不到一棵草,地里干活的人多起来了,不仅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过去出勤不出力,装病卖老的再也没有了,各家自筹资金买化肥,化肥一下子供不应求,农具也脱销了。”

由于一些农户增产超产心切,还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没有农业机械的年代,耕牛是田地产出的主要保障。当时有的农户白天黑夜连轴转,竟导致耕牛被累死;也有视牛如命的农户,为在春耕前保证“牛力”充沛,把一家人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给牛吃,有人甚至煨老母鸡给牛吃。

汤敬林那年三十出头,一家十口人共承包31.5亩地。他现在记不清大包干一年后共收获多少斤粮食了,但当时的喜悦之情仍历历在目:“一亩地能多打千儿八百斤,(稻谷)十好几推车运回来,屋子全堆满了,实在没地方放了,就堆在门外的窗户下。你说,怎么能不高兴!”

“一年粮满仓,二年宰猪羊,三年草屋换瓦房。”这段顺口溜成为包产到户后,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写照。

包产到户大幅提高农村生产效率有目共睹,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包产到户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多个省份推展。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1958年7月开始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在1983年正式取消。

肚子是吃饱了,生活是有了明显改善,不过,距离富裕却还很遥远。

汤敬林虽是农民,也是凤阳大庙镇三杨村的民办教师,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务农,无法像那些热火朝天的村民们那样分出更多精力。他能够做的,就是“在田埂小道,任何边边角角的地方种上大豆、芝麻等庄稼”。

他坦承虽然从小就干农活,有高中学历的他毕竟外出读了六七年书,务农还是比不过一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都未离开过土地的村民们。

1984年,汤敬林来自相对富裕邻县的妻子,丢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决然离开,这有如当头一棒,让他遭遇人生中第一次打击。

“我的脾气就是不服输,那时我就想,一定要盖三间大瓦房,不能让村子里的人小瞧了。”汤敬林抬高了声调。

用了三年时间,汤敬林省吃俭用,花了1万零800块钱(人民币,下同,2160新元),终于在1987年盖起了梦寐以求的砖瓦房。他颇为得意地说:“以前讽刺我的亲戚朋友,谁也没想到一个单身带娃的男人盖得出砖瓦房。”

在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被改写。

20世纪70年代,正值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加快扫盲、急剧扩充民办教师队伍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汤敬林从生产队的会计被批准为民办教师。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民办教师不属于国家正式的教员编制,虽承担教师职责,身份仍是农民。汤敬林除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相当于生产队里壮劳力的报酬,每月还有生产队发放的2元补贴,在大多数村民每天最多只能挣到10个工分的当时,这足以让人羡慕,也让他引以为豪。

包产到户后,汤敬林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小学教学和村民业余扫盲的工作中,并获得奖状证书,印证他这方面作出的成绩。

正当他期望在教育事业方面再迈上一个台阶时,却又赶上中国整个民办教师队伍大整顿,汤敬林成为200多万被辞退的人员之一。

到今天老人家还为自己在1992年被辞退而愤懑难平,他拿出30年前获得的奖状说:“奖状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证明我是称职、优秀的民办教师,凭什么又把我辞退?”

2013年终于过上城里人生活

青年失妻,中年失职,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而生活总是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打开另一扇窗。2001年,汤敬林遇到了也是小学教师的现任妻子张家英,唯一的女儿汤敏也顺利考上中专。2013年,他和妻子住进凤阳县城钟楼小区50多平米的公租房,“过上从来没敢想的城里人的生活”。

受访时,汤敬林夫妇俩都说目前生活过得不错。汤敬林每月有1621元的社保收入,老伴是小学公办教师,退休工资为3768元。

由于年纪大了,汤敬林这两年已无法下地干活,承包的土地交给二弟。虽然干不了农活,每隔10天半个月,他和老伴都会回到村子里,看看名下的田地:“农民不管什么时候,都离不了土地,有了地,才会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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