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禁书出版业界人士来说，今年夏天不但不如往年炎热，反而多了几分寒意。
以售卖政治禁书闻名的铜锣湾书店店东与职员共五人，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先后失踪半个月到三个月，后被证实失踪期间身处中国大陆并受有关当局控制。由于第五名失踪者李波是在香港境内失踪，香港社会因此广泛关注，质疑大陆官方“跨境绑架”的政治情绪高涨。
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引发的寒蝉效应近月持续在香港书市发酵，除了一些书店停售禁书，细心的港人也发现报摊和连锁便利店的杂志架的政论禁书近来突然大幅减少，一年前随时能找到约20本，而今不到10本。
在刚过去的7月香港书展，场内虽仍有少数出版商展销涉及中国现任或已故国家领导人的书籍，但三联、大众等大型出版社，都已不见敏感时政书籍。
有“政治书摇篮”之称的香港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感慨，铜锣湾书店事件让香港出版业的政治书出版活动几乎停顿，印刷、发行、书商、作者都不敢出书，以往常摆卖政治八卦书的报档也不敢取书，香港禁书市场陷入萎缩。
停刊至今一年的中文政论杂志《开放》原主编金钟可说是典型例子。早前，金钟已准备出版海外异见人士余杰的新作；去年年底，他与余杰已谈了两年，编务工作完成七七八八，该书即将付梓，今年年初金钟突然决定停止出版，原因就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事件。
此番情景，与三年前香港禁书出版业界红红火火的场景截然不同。
1995年开始出现中国政治丑闻书刊
回顾香港印刷事业历史，香港从来就是中国政坛言论禁区中的“自由特区”。由于中国大陆至今不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香港的政治类书籍多年来扮演着让中国读者获取异类信息的窗口的角色。香港政治类书籍的出版，也逐渐成为香港出版业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引起其他地区华人关注。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在香港经营出版中国历史、政治题材为主的新世纪出版社。他认为，香港的禁书市场在1995年开始急剧增长。那一年，被称为“北京王”的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引咎辞职，同年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接受审查。
鲍朴说：“在这之前，政治书是很认真的。不过由于陈希同的关系，出版商开始出版以中国政治丑闻为题的快餐书。”
陆客抢购造就香港禁书荣景
上世纪90年代中，越来越多“富起来”的大陆人开始出国，香港成为中转站。2003年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大陆客更是蜂拥而至，抢购禁书造就了“书店卖禁书大赚钱”，这可说是全港出版界都知道的公开秘密。
因此，近10年来不少香港政论杂志都积极出版“禁书”，明镜出版社、《前哨》及《开放》是其中较知名的几家，田园及新世纪等出版社也为大陆作者出版敏感的政论书籍。
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大陆官方称桂敏海）、李波妻子蔡嘉苹与吕波持有的“巨流传媒有限公司”，也以不同的出版社名义出版“禁书”，包办出版、发行、销售及印刷书籍生意，创办短短四年间已成为“禁书”行内的龙头。业界推算，巨流出版的“禁书”占据香港整体市场三分之一。
据悉，桂民海一本《中共高官情妇榜》销逾万本，更创下仅靠一本书赚100万港元的纪录。有香港媒体取得去年12月巨流传媒旗下出版书籍的销量数字，首五销量营业额达27万元（港币，下同），其他月份首五本最畅销的营业额录得约22万元。
铜锣湾书店经理胡志伟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访问证实，桂民海近年在禁书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他指出，香港禁书市场在2013年达到高峰。当年扑朔迷离的薄熙来事件为这类书籍提供了绝佳题材，将“禁书”推至另一高峰，成为许多自由行大陆客必买“手信”。
他说：“当年阿海出版的薄熙来相关书籍，每本都赚到60万至90万元。单在2013年，他就赚了1100万元。”
但好景不长，此后“禁书”不再畅通无阻。
三年前已有出版人被捕
2013年，香港晨钟出版社负责人姚文田在深圳遭拘捕，半年后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名判囚10年。
同一时间，香港《新维月刊》及《脸谱》创办人王健民及负责编辑呙中校被捕，17个月后展开审讯。检察院文件指他们两人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没在大陆注册出版社却将出版的杂志寄给大陆读者，犯了“非法经营”罪。
一连串拘捕行动，让香港禁书出版界闻风丧胆。今年1月，金钟接受香港《明报周刊》访问时慨叹说，中国政府过去只会不时派人了解他的想法，从来没要求他不要出版某书，“早阵子他们跟我一起吃饭，还赞《告别总参谋部》编得好，他们还问我拿书看啊。这一次……真是有点始料不及！”
金钟形容，铜锣湾书店事件“打破”一国两制下陆港之间的部分规则，短期内造成“禁书”的寒蝉效应。由于家人反对，他决定放弃出版余杰的新作，并移居美国。
胡志伟表示，基于政治上的安全考虑，许多禁书负责人近来都把编采部撤到美国，进一步分散风险。
但他也坦言，另一方面，这几年香港有一些禁书，内容涉及高官个人隐私或中共执政前景，尺度更大胆。
书写专栏禁书 胡志伟笔名逾百
“有些禁书的内容只是整理网上资料而成，但也有一些的确是有根有据。”
香港坊间的禁书林林总总，许多人都好奇，这些书籍提及诸如最高领导人的生活和腐败等内容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对此，胡志伟做出这个答复。
75岁的胡志伟，外表看上去像个一般老头儿。如果在网站上搜寻“胡志伟＋书店”，搜索结果只会显示他是一名在铜锣湾书店工作的普通打工仔。
但若上网搜寻胡志伟的笔名“郑义”，就会发现他出版过150多本传记类书籍，大部分内容都是涉及高层秘辛，是北京眼中的“禁书”。
1979年获释移居香港 以100多个笔名写专栏出禁书
胡志伟是上海人，父亲是中国眼镜工业（茂昌眼镜公司）创始人胡赓佩，在中共解放上海后逃到香港，胡志伟因此受牵连被囚禁、判刑五年，出狱又送去劳改20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才获释到香港与老父团聚。
在这一段日子，胡志伟认识了大陆不同党派的人士，也因此知道不少内幕。胡志伟1979年移居香港后，凭借精通中英文的能力，翻译写作不辍，分别用100多个笔名在不同专栏撰文和出版禁书。
胡志伟强调，他本人撰写的中国政治人物书籍，并非从网上找资料拼凑剪贴出来。每天中午，他都会到中央图书馆查阅大量数据，然后整理研究，并开始写作。有时候为了追求真相，他更会到处访问当事人，写成名人回忆录或访谈录。
他产量丰富，平均一个月出版一本禁书。他也将自己书写的“禁书”与香港市面上流通的“禁书”区分开来，他坦言，香港很多近乎“八卦”的禁书，都是从网络上下载有关信息，加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而成，通过这种方式赚钱。
他说：“这类政治八卦书，有些内容由拼凑网上数据所得，虚虚实实，这类书籍最能满足八卦心理。”
胡志伟还说，据他所知，一些政治人物是故意“放料”给香港禁书出版业，散播对手的丑闻，再传到大陆，以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
有些禁书的内容，则来自私人场合，“譬如，桂民海是深圳青年作家俱乐部会员，该组织很多成员是全国官方媒体从业员，他们看过官方批示的红头文件，有时候会在饭桌上告诉阿海。阿海整理一下便变成了一本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