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麦难民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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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香港太平山青年商会向全港116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所做的调查显示，晚上在麦当劳留宿的“麦难民”，五年来剧增近五倍，渐趋年轻化和女性比率上升引发社会关注。

本月初，一些港媒批评港府没改善住屋问题，是“麦难民”剧增导因之一，无家可归或有家不回的他们因种种不同原因失声；他们沉默，他们存在，香港社会听到他们沉默的喧哗。

晚上8时左右，庄智聪（39岁）一如既往来到位于观塘牛头角道的麦当劳。他没点餐，而是找到一个角落默默坐下。与别人到这家餐厅的目的不同，这里的餐桌是他的“寝室”，一住就是五年。

庄智聪也曾有家可归，但因为跟家人的关系不好，五年前从家里搬了出来。有一段日子，庄智聪做过厨师，后来因手腕受伤，被迫转做工时不长的兼职工作，一个月约赚3000元（港币，525新元），交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好露宿街头，渐渐发现麦当劳彻夜透亮，有厕所、有热水，就连随身物品也不怕被偷，是可安全歇息的地方。一夜、两夜……他就这么以麦当劳为家，五年了。

庄智聪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访问时蛮有经验地说：“露宿街头不时会被偷东西，麦当劳最大好处就是不怕外面吹风淋雨，室内恒温，冬天不冷，夏天有空调。”

多年来，庄智聪已习惯在麦当劳的角落睡觉，周围顾客和服务员似乎习惯了他的存在。大部分麦当劳员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庄智聪把快餐店当家的行径采取冷处理，毕竟他们也是低薪打工仔，明白苦是什么滋味。当然，也有少数麦当劳经理公事公办。庄智聪说：“深夜入睡了，他突然走过来拍醒我，说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

庄智聪并不想以麦当劳为家，但现实情况是他无处可去。他曾到政府的避寒中心待过，六七个人共处一室，空间狭小无所谓，反正只图夜里有地方睡，但实在受不了陌生室友的性格，只好又回返“麦家”睡觉。

像庄智聪这种没住所、睡在麦当劳的香港露宿者，即外界所称的“McRefugees”（麦难民）。他们一般在凌晨时分左右进入麦当劳，有的随身带上一些御寒衣物，以及能趴靠在桌上睡觉的“枕头”；有的则直接靠着座椅，或者以双手为枕，趴在桌上休息，并在清早五六点离开。

“麦难民”一词源自首先出现“麦难民”的日本，并逐渐在东亚地区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形成午夜景象，人数也越来越多，但要论“麦难民”现象，香港绝对是排在前列。

香港太平山青年商会（简称商会）今年6月访问了全港116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发现共有334名“麦难民”夜宿在各家麦当劳中，相较于2013年的57名，五年内剧增近五倍。

商会的调查显示，香港“麦难民”情况越来越严重，当中中老年（45岁至64岁）占了五成，未满34岁约占12%。数据反映了“麦难民”渐趋年轻化，有个年仅19岁的年轻人，因与父母关系欠佳不愿回家，选择白天在外工作，夜宿麦当劳。

调查也发现，夜宿的女性比率有所上升，相信是因为快餐店的环境比其他露宿地点更安全之故。调查显示有被丈夫虐打的中年妇女，选择在麦当劳留宿和用餐，避开丈夫。

无家可归或有家不归的人在短短五年内增加了如此之多，个中原因复杂，家庭冲突是其一。商会在调查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年纪轻轻的“亚龙”中学毕业后从事建筑工作，因与家人不和而宁可夜宿麦当劳，也不愿回家。他说：“麦当劳有Wi-Fi，可以打机就行了。”

追根究底，香港“麦难民”剧增，最大原因还是居住问题。许多贫困的港人，由于没能力缴交高房租，只好夜宿麦当劳。

商会的调查也访问了夜宿麦当劳近一年的执业中医阿辉，他说出心中的无奈：原本租住的房子出现裂缝及漏水的情况，业主不愿花钱维修，居住环境每下愈况，不得不另觅住处，但高租金却形成压力，于是把心一横，索性在麦当劳长期留宿，早上稍作休息便直接回诊所。

麦难民死亡引发热议 舆情聚焦住屋问题

选择在麦当劳过夜的人，并非全都是无家可归。事实上，超过70％的受访者其实是有公屋或其他地方可以入睡，之所以选择在麦当劳过夜，主要是因为居所环境的质量太糟。

香港太平山青年商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很多人的租屋空间甚至小到根本不到2坪，而且没有窗户，杂物堆满地，生活在其中就像笼中鸟般不自在──不开冷气会闷死，倒不如到麦当劳买个餐点耗上一天，舒适得多。”

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被越来越多人当做长期的寄宿地，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群。这些夜宿者饱尝人间苦冷：没有或只赚取微不足道的收入，孑然一身；他们在陌生人的冷漠眼神下卑微地活着，鲜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2015年10月，一名年老女性“麦难民”被发现死于九龙湾坪石村的麦当劳内。由于麦当劳员工通常不会轻易打扰顾客休息，上门消费的顾客一般也不会注意周遭人的举动，那名妇女死亡一天后才被发现。

这个“麦难民”的死亡，引起了港府及救助机构的关注。佛教慈济基金会香港分会志工吴万里从四年前开始关注露宿者，多年来走遍九龙各区，与露宿者交流沟通，帮助他们。

“我从来不觉得我在帮助他们，我们是朋友。”吴万里称呼露宿者为街友，他和本报记者说起这几年与街友交流的经历时说：“我总是在想，他们最需要什么。”

吴万里清楚记得，有一年的除夕探访街友时，送了糖水给他们吃，一年后到同地探望街友的那一天，恰巧也是除夕，有个街友问他是否记得去年送他们喝什么糖水。吴万里当时语塞，因为想不起来。

这件小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社会上很多人都当街友是过街老鼠，其实街友渴望被关心。我们帮他们，纵使是很小的细节，他们都会记得很清楚。”

吴万里和他30多位志工朋友在九龙各地帮助街友，他们不仅仅给予物质上（譬如派免费饭盒）的支持，更在精神上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积极重新融入社会。他也一直鼓励庄智聪加入慈济，帮忙做慈善工作。

在记者看来，吴万里与庄智聪就像是好兄弟。两个人一起聊天，分享生活遇到的趣事，举手投足甚有默契。

吴万里说：“我想让街友明白，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非是孤身一人，活着也并非毫无意义。众生平等，他们也是可以为这个世界贡献力量。”

吴万里批评近年香港住屋问题日趋严重，除了导致露宿现象进一步恶化，也扭曲了家庭伦理关系。

他举例说，有个露宿长者原本住在公屋，但为了方便已婚儿子申请居屋，于是将公屋交还给政府，以便儿子可在短时间内申请到居屋。父子俩果然如愿以偿，但不料儿子入住后竟以空间太小为由，要求老爸搬出去住。

这名老者就如此这般被家人抛弃，就此露宿街头。

吴万里说，露宿者无家可归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他希望特区政府增加土地供应，建造更多住宅，让每个露宿者都有家可回。

港府无对策？

香港“麦难民”群体的遭遇，近来引起舆论界关注。《香港01周报》在8月6日撰文批评，香港至今毫无露宿者政策可言，当政府清理露宿者集聚点时，各政府部门更是经常互相推诿。反观世界其他地区，对露宿者友善的政策并不少见，近例如2015年加拿大政府辖下的人权委员会与关注团体，通过露宿者人权约章，确立露宿者应有的医疗、财政、司法、私隐保障权利，更保障露宿者免受执法官员的威胁。

文章警告，露宿者泛滥反映的其实是住屋问题。外地经验显示，住屋问题一旦严重，“占屋运动”便会频繁，一些北欧国家因应立法，明确“在长期空置的地方占屋”属于合法。港人对私有产权珍而重之，对“占屋运动”必定反感，但如果港府持续无法改善住屋问题，将来出现“占屋运动”时，港人不应大惊小怪。

读者群体主要以中产阶层为主的香港《经济日报》，也在8月8日发表评论指出，外国政府不但有意识地善用空置私楼，甚至连酒店房间也不放过。纽约市政府资助每名露宿者约222美元入住酒店套房，前年单是这项花费便已达1.02亿美元（1亿4000万新元），参与计划的酒店包括历史悠久的惠灵顿酒店。

文章指出，餐厅比起住所，甚至露宿中心更具吸引力，某种程度上说明港府未能正视住房及多种社会问题。麦当劳至今仍未大规模赶客或取消24小时营业，但一味期望企业讲义气，终究不合情理，港府长远仍须加速觅地建楼，否则“麦难民”现象只会日趋恶化。

香港太平山青年商会会长黄锐华认为，“麦难民”并非单纯是房屋或贫穷问题；他建议港府推行更有“温度”的政策，包括增加资源及拨款给福利机构和站在前线提供服务的团体，以进行更多外展工作，并定期调查麦当劳夜宿现象。

黄锐华说，商界、社福机构及市民可肩负责任，例如积极推行小区经济发展，安排更多义工定期探访和多关心身边的人，提升邻里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