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区域主要经济引擎的高速增长势头和新加坡近期出口市场趋向多元化的发展下，隶属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预测，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取得强劲增长，至少趋近政府预测范围的高端，或者更好。
新加坡2017年取得3.6%的经济增长比预期来得强劲，实际财政盈余也比去年的预测高许多，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可为未来所需重新分配。在2017财政年，总体预算盈余预计将达到96亿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这比一年前预测的19亿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高出许多。财政部长王瑞杰很明智地决定要利用超常盈余提前填补未来基础设施的需求，这其中包括了樟宜机场发展基金和地铁基础设施基金。
在传统计算法下，长期偏低的劳动生产力高速反弹至10年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周期是明显的因素，尤其是在经济强劲的复苏期，尽管我们应该对潜在脆弱的趋势保持谨慎。不管怎么说，2017年的经济表现是一个令人喜悦的低承诺高回报的典型案例。
展望来年的发展，贸工部预测201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介于1.5%至3.5%之间。在亚太区域主要经济引擎的高速增长势头和新加坡近期出口市场趋向多元化的发展下，隶属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预测，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取得强劲增长，至少趋近政府预测范围的高端，或者更好。由于所谓缓慢且低速的经济新常态对大家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在此吁请政府要推动市场力量，抓住短期机遇，以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尽管如此，展望未来，政府开支将会持续超越政府收入，这是由于医疗成本的双倍增长和交通设施成本的急速增加所致。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医疗成本从2008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上升达到201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也因预计需求增加而提高，2017年增加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且未来的成本还会持续上升。这几十年来，教育开支都被视为一项对全民的投资，而国家安全包括国防的开支则扮演重要的威慑作用，这两项开支一直都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或者是占政府年度总开支的30%左右。
一直以来，政府都依靠海外净投资收入来补充年度预算，从2008年前的不到40亿增加至2015年的90亿左右，在2017年甚至进一步增加到140亿。从长远看来，为了建立一个更有包容性的社会，只有三种方案可以解决政府开支长期高于政府收入的情况。第一种方案是加税、削减开支或两者兼施。然而，无论政府多有创意，尽管能想出不同的点子，这些方法都会面临瓶颈的局限。因此，这第一种方案，无论是加税或削减开支都属于红海策略，这种短期的预算改善是微不足道的，会随之带来一些后果和权衡。
第二种方案，政府可以尝试大幅度提升国外净投资回报的收益，但在国际环境中的激烈竞争会使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或者，政府可以在新加坡总统的同意下，定期地挪用往年累积的盈余。后者这种方法是无需深入思考的，因为任何人，尤其是从政者，都懂得如何轻易花掉现有的盈余，或者提前预支未来的财政资源。为了强化自律，第二种方案，只有在新加坡面临无法预期或控制的外部冲击或者颠覆性经济时，才可以采用。
第三种方案，是政府应该提升新加坡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每年2%至3%提升到每年3%至5%。只要公务员敢于打破常规思考，并在新的增长集群中抓住新兴增长机遇，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需要公务员承担风险和勇于面对错误，对那些过去批评政府不惜代价追求高增长的抱怨，我们无需对他们感到抱歉。
第三种方案则属于蓝海策略，这也是2018年财政预算所尝试的，而且是从2016年工业转型蓝图首次被提出后政府一直在做的。工业转型蓝图主张推动商业创新和转型，深化人力资源能力和技能的提升，以及强化区域商业合作和经济活动的国际化。
在2018财政年的预算中，提出大量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包括一些近期措施，例如加薪补贴计划、公司税回扣、特别就业补贴，以及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计划。想要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以享有以津贴形式提供的慷慨财政援助，以及国际化双倍税务减免计划。另外，深化人力资源能力和科技采纳的中小企业也可享有可观的津贴。财政支持还将覆盖共享公共设施和寻求区域机会的费用。
至于备受人们关注的消费税将增加两个百分点，财政部长提出将从目前的7%提高到9%，但这会延至2021至2025年之间实施，具体时间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情况。这可让商家提前作出必要的调整，让中小企业松了一口气。
最后，我个人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向21岁及以上的国人派发新加坡共享花红这个红包，这将让政府花费高达7亿元。 我已经决定要把它捐出去，同时我也鼓励所有高收入者响应我的号召！
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务实且愿意承担风险的领导，有勇气在最前线冲锋陷阵，而不仅仅以民粹为治国方针。坚实强劲的经济增长是保障足够金融资源的最好途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的承诺，创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社会，具有更高流动性的社群，以及在我国独特的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社会中，实现更深的人民融合。
（本文由陈企业博士和张玉雪共同撰写。作者分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和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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