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写
本地女佣超过22万人，到2030年估计至少30万人，生活中处处可见女佣。
但女佣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对她们的故事、经历、内心世界，许多人没兴趣听，也不想知道。
与国人同一屋檐下的女佣，是千家万户的好帮手，但因为往往被当作“下人”，我们往往对她们视而不见。
本期《大特写》，侧写一名非一般的“侠客”女佣，看她如何聆听落难女佣心声，帮她们转介到福利机构、大使馆，甚至亲自带上警局。
除了雇主的支持，当她忙于家务事时，与她志同道合的15人义工团，也随时愿意伸出援手。
人在机场，行李已上飞机，无故遭雇主遣送回国的28岁女佣斯黛芬尼，抱着最后希望，半夜拨电给素未谋面的“大姐大”求助。
“大姐大”几通电话后，成功让她留在新加坡、拿回行李，还找到新雇主重新开始。
“大姐大”不是“黑玫瑰”或黑社会老大，而是长得瘦小、看似平凡的菲律宾女佣克里斯汀（38岁，Cristine Andino）。
克里斯汀是许多女佣眼中的“神奇女侠”或“女超人”，经常在女佣姐妹最无助的关头，动用她的人脉与经验，为她们排难解忧。
她是全职女佣，来新15年，都为同一名雇主效劳。
采访当天，记者下午拨电约克里斯汀，她爽快答应，当晚就身穿T恤短裤，在雇主家的组屋楼下受访，热情分享非一般经历。
她说，在本地生活这些年，时不时听到女佣被欺负的故事，四年前在本地成立“BDGNI Survivors”福利组织，专门帮助在新加坡工作的女佣。
多年来，她帮助的女佣多达几百人，女佣们获得帮助后，一传十十传百，纷纷介绍其他女佣去求助。单单采访当天，她就已接听了三通求助电话。
然而，克里斯汀毕竟是全职女佣，每天还得做家务、煮午餐晚餐、照顾雇主一家。
和许多女佣一样，克里斯汀每月只有两天休假，还好她有15名女佣义工助手，确保求助者不被忽略。
无法经常出门，如何及时助人？手机和面簿，是她最好的工具。
她通过面簿扩大触角，认识更多女佣，求助者随时能通过面簿发简讯或拨电给她。
克里斯汀的小雇主许福津（22岁，服役人员）表示，他们一家给克里斯汀很多自由空间，只要她把该做的做好，剩余时间要做什么都不过问，包括接听电话或用手机上网。
有了雇主的支持，克里斯汀才能发挥她身为桥梁的重要角色。
和克里斯汀合作多次的非政府组织“情义之家”（HOME）代执行理事长范国瀚说：“我们接获的求助个案，超过一半是别人转介过来的。像克里斯汀这样的女佣，有如我们的耳目，让我们知道哪些女佣面临困境，需要帮忙。”
同乡大小事 她都能解决
无论女佣姐妹遇到任何“疑难杂症”，包括雇主不给东西吃、强行遣送回国、被其他女佣欺负，或前男友上载裸照恐吓，“大姐大”都能一一解决。
去年，28岁女佣斯黛芬尼的雇主，不知何故大发雷霆，几天后买机票送她到机场，在没经她同意下把她遣送回国。
已被雇主送去机场的她，行李已上飞机，但她无法这样回家面对江东父老。幸好她记得朋友曾给她克里斯汀的手机号码，说有难时可找她。
走投无路下，她趁雇主不注意时跑开，拨电给“大姐大”，希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时已经半夜三四点，我以为不会有人接听。不料，她竟然听电话，还不断安抚我，鼓励我要坚强，并要我依照她的指示，先搭德士到情义之家。”
“我原本已失去所有希望，那通电话后，让我找回希望。”
斯黛芬尼告诉记者，在情义之家和“大姐大”协助下，她已在本地找到善良的新雇主。有时跟其他女佣有冲突，也会找克里斯汀帮忙。
虽然与克里斯汀素未谋面，斯黛芬尼说：“我早已把她当姐姐看待。”
多次找克里斯汀帮忙的，还包括菲佣安娜贝（43岁），她前后把克里斯汀介绍给五个女佣朋友。
有一次，安娜贝的邻居女佣遭雇主虐待，没食物吃、被迫睡储藏室。克里斯汀介入帮忙后，除了先自掏腰包买食物请她吃，该名落难女佣也顺利通过情义之家找到新雇主。
“很多人都认识克里斯汀和她的义工，他们喜欢帮助其他女佣，无论什么问题，她们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就像是‘女超人’。”
也曾有一名女佣和男友分手后，男友一气之下把女佣的裸照放上网，女佣慌张找去求助。克里斯汀说，碰到这种情况，她会带对方到警察局报警，把案件交由警方处理。
克里斯汀透露，她在家乡已认识一些菲律宾驻新加坡大使馆的职员，每次到大使馆时，都喜欢跟他们请教、寻求意见。
久而久之，他们也会介绍各机构的人给她，她的人脉因而逐渐扩大，拥有更多助人的资源和知识。
助人非儿戏 细心选义工 有人舞厅打架被炒
要帮人非儿戏，大姐大认真对待。为确保组织素质，她严密筛选成员，先上面簿查背景，若义工行为不端，她会铁面开除。
克里斯汀说：“很多被帮助过的女佣，都心怀感激想加入，但我去她们面簿查看，发现有些会跟人吵架，有些多管闲事。若任何人都接受加入，我们的组织就没素质了。”
她举例说，曾经有成员在舞厅打架，她知道后，毫不留情开除了三名义工。
“你是要来帮助别人的，但若你自己都无法有纪律，那有什么用？”
因为要求高，组织只有15名义工，个个由她亲自培训，每个月开会一次。
对于帮助人，她有一套程序。先了解对方情况后，义工会提建议，让女佣自己做出“知情决定”。待对方决定后，义工就会给予清楚指示。
她说，最重要的是，义工会给落难女佣关怀与希望。“我会一直鼓励她们，叫她们不要担心，告诉她们，我们会在这里帮助你。”
“情义之家”代执行理事长范国瀚指出，女佣平日从早忙到晚，一个月休假不过两天，对这群选择抽出时间帮人的义工，他衷心表示敬佩。
两度遇恶雇主 女佣走出阴影当义工
“他们只把我们当女佣，好像我们不是人，只是下人。”
菲佣乔伊斯（36岁）有感而发，哽咽告诉记者。
也是BDGNI Survivors义工团成员的她，曾碰过两名不良雇主，至今历历在目。
她说，当时在迪拜的雇主一天只给她吃一餐，但“丢”很多工作给她，也不允许她在外和人说话，去巴刹买菜得限时回来。为避免迟早出事，她下定决心离开。
另一次，她在新加坡的一名雇主，要求她清晨4时多起床，晚上12时才睡觉。
“他们只把我们当女佣，好像不把我们当人对待。我们来这里当女佣赚钱，不代表雇主有权欺负我们。”
最终换到好雇主后，乔伊斯决定挺身而出帮助其他女佣。
不过，她听了其他女佣被恶待的遭遇后，不知该如何下手帮忙。
知道在面簿认识克里斯汀后，她决定加入组织当义工。
她形容“大姐大”克里斯汀坚强善良，碰到有人需要帮忙，总是尽力帮助，绝不抛下不管。
乔伊斯说：“当女佣前，我曾在菲律宾当六年修女，到孤儿院教小孩，也登门家访弱势家庭，给他们衣物食物。当了女佣，还能回到本行继续帮人，我感觉很欣慰。”
福利机构创办人：客工人品修养值得我们学习
福利机构“康侍”创办人吴伟良医生说，客工弱势只因“缺钱”，他们的人品修养，往往值得国人学习。
专门照顾客工的福利机构康侍（HealthServe）主席吴伟良医生（57岁）说：“新加坡人习惯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如赚多少钱、住什么房子等，所以把这些弱势群体看在他们之下……但若以他们的人性、文化修养、和友爱互助来看，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他举例说，本地有客工诗人，休假时爱创作写诗，也曾参赛得奖。相比之下，很多国人闲暇时往往到商场购物，内心更为空虚，只是自己没察觉。
吴医生说，虽然许多客工有能力，但能否发挥潜能，经济能力仍然是关键因素。
“客工在自己的国家找不到收入更好的工作，才来新加坡打工。因为经济方面不平等，他们才没相同机会发挥才能。”
尽管如此，有些人仍跳不脱以“女佣”或“客工”身份看待他们，吴伟良认为，这是因为很多国人对自己没有安全感（insecure），想控制在他们之下的人，从而获取优越感。
他也指出，近几年来媒体常报道弱势群体的处境，过去五年来本地对弱势群体已展现更多关怀。
他认为，若要继续加强国人这方面的意识，除了教育国人多思考，国人也必须更有安全感，才不会把女佣或客工当“下人”。
离乡背井15年 夫遭枪杀女由母顾
15年前克里斯汀离乡背井来新时，女儿已三岁。做两年后，公务员丈夫要她回国多生小孩，夫妻还未团圆，丈夫却被人枪杀。
她忆述，回国一个月前的某天清晨，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他们说，我丈夫在回家路上被人枪杀，相信与政治有关。”
克里斯汀当场崩溃，前一晚才跟丈夫通话，她无法接受几小时后，夫妻就已天人永隔……
忍痛回国处理丧事后，克里斯汀决定把新加坡当家，继续留守新加坡，女儿则交由母亲照顾。
放弃陪孩子成长的机会，飞到异乡照顾别人家的小孩，舍得吗？
她淡淡地说，离开时女儿还年幼，她跟女儿并不会很亲。反而提到22岁和19岁的小雇主时，她展露笑容，自豪表示与他们关系很好。
两位小雇主甚至打算今年陪她回国，看看她的家乡。
许福津说：“我们早已把她当家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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