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大选首个全国电视广播的华语政治辩论，在7月1日晚上举行。还没开始几分钟，就接到几个短信，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工人党代表跑去哪里了？”
不只是我的几位朋友，相信很多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感到困惑，其中包括一些失落的工人党支持者。
有人这么假设：“如果刘程强还参选，情况会是这样吗？”
也是在当晚举行的电视英语政治辩论，工人党并未缺席，其代表的表现可圈可点，引起网上的热议，更越发凸显了工人党缺席华语辩论的突兀：为何它不尝试在华语辩论中，也让观众得到同样的机会，了解它的竞选立场，以免同讲华语的社群产生断层？
这个问号引发很多的联想。不少读者都知道，最近引退的刘程强当年参政，其中就打着为华校生请命的鲜明旗帜，引起不少华校生的共鸣。这位中文系毕业生在讲华语社群所引起的政治效应，不但协助他长期守住后港单选区，也给他在2011年冒险领队，夺下以年长选民居多的阿裕尼集选区提供了助力。
支持工人党的选民中不乏讲华语的“刘粉”，他们投给工人党的票，很多时候是为了力挺刘程强。当这位工人党前秘书长离开后港到阿裕尼集选区竞选时，刘粉大为紧张。他们心中产生了恐惧———工人党团队一旦败选，刘程强将退出政坛。这最终成为扭转选情的一股真实力量。
在“后刘程强时代”，工人党领导核心是否还包括像刘程强那般，能以华语跟选民有效沟通的领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似乎已慢慢浮出台面。如果刘程强在工人党最高领导层中后继无人，它如何在勉强以华语沟通的情况下，稳住跟刘程强讲同样语言的支持者，让刘粉与工人党再续前缘？况且这不只是语文水平的问题而已，还包括真正了解讲华语社群的思维。这显然成了另一个更大的问号。
这不只关系到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集选区的工人党支持者，也会牵动东海岸集选区、马林百列集选区和盛港集选区刘粉的心。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和主席林瑞莲显然已经从基层的及时反馈中，意识到决定不派人参加电视华语辩论所可能产生的严重政治后果。他们昨天走访阿裕尼集选区前，先接受媒体访问，就迫不及待地就工人党缺席电视华语辩论，向华语电视观众与工人党的支持者道歉。
再过几天就投票了，讲华语的刘粉最终何去何从，已成了左右工人党选情的一个关键。如果工人党无法在接下来的有限时间内亡羊补牢，全力回收刘粉的支持，它所面对的形势将变得严峻。
工人党这次的竞选主轴，显然还是围绕在“继续把反对党人选入国会“的口号。它很了解新加坡选民希望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同时，也能看到民选的反对党议员出现在国会的座位上。如果反对党候选人真的在大选中全军覆没，恐怕会是一些选民眼中的“灾难”。
但选举是一场发挥同理心的竞赛。谁能了解它的受众，讲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在感情上跟他们取得联系，就能赢得选民手中关键的一票。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深知在多元语文的新加坡，只用单语的政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从华社的角度来看，它肯定注意到第四代领导核心中的华族部长，几乎都具备以流利的华语，上电视参加政治辩论的能耐。能有效掌握不同语文社群最感到舒服的语言，用它来解释政见，肯定能拉近他们同个别社群的距离。这仍然是新加坡政治的现实。
教育部长王乙康前晚以华语深入浅出地在电视辩论中，向选民解释执政党的立场，就很引人入胜。他用人民最能理解的语言沟通，不讲长篇大论的大道理，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感觉到这确实很接地气。
疫情中举行的大选少了群众大会，使得网络平台成为主战场。这对不熟悉网络世界，英文能力不佳的年长者来说，很容易产生置身在外的无力感，好像自己已完全被人遗忘。非英文的传统媒体如华文报章和华语电视台，因此成了他们获取大选信息的重要平台，各政党代表在电视上以华语面对面交锋，肯定是他们引颈期盼的。
作为新加坡的第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领导层更新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是好事，然而它应该认真考虑领导核心中，是否有人能接过刘程强的棒子，继续透过受众熟悉的语言，让讲华语社群觉得工人党时刻记得他们的存在。
（作者是本地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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