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数码原住民，有人认为，他们是从隔着一层玻璃屏幕的手机或电脑形塑自己的世界观和未来观，容易跟着网络上的风吹草动起舞。也有人说，他们成长在国家和平以及相对富裕安逸的阶段，是理想化的一代。
他们向往公正、公平、温情、包容、多元，对于问题和理想的探索，热忱里少了一些包袱和沉淀。在很多事情上，他们都不满足于继承前一代的‘默认设定’，想要在充满未知的世界把握新的话语权。
这群千禧世代选民，是怎样看待政治、治理、社会和社会价值观？他们作为强调独立的个体，又想要如何在潮流中自处？《联合早报》六名年轻记者，从自己的观察出发，为这次的大选注笔小记，试图描绘新一代选民的图鉴。
李熙爱：主动聆听年轻人心声
本届大选让我看到了年轻人的政治觉醒，平常对政治无感的朋友，因这次大选的主场转移至社交媒体而有了更多参与，开始思考国家未来方向，也更勇于发表看法。
这是我乐见的。我高中毕业后在报馆实习时采访了2011年大选，开始关注政治，但身边没有几个朋友会与我讨论这类话题。他们不是不了解、没兴趣，就是不敢讨论“敏感”话题。但对我而言，对政治的兴趣始于关注国家、政府和政策，这些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我从这次大选意识到，普遍被视为“政治无感”的本地青年并非真的漠不关心，而是缺乏能引起他们兴趣的机会与平台，因为与政治和政策相关的讨论，往往在年轻人生活里不常接触到的平台进行，难以触及年轻人。但只要用对的方式与年轻人沟通，所得到的反应与反馈并不会少。
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对政策或周遭事务不再只是一味接受，而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关键是，本地没有很好的机制或氛围鼓励国人发表看法，因此再多的想法也只停留于朋友圈内的牢骚，而无法提升为“建设性建议”。
虽然有民情联系组（REACH）和全国对话会等机构和平台让人民提出反馈，但多数年轻人其实不清楚它们如何运作，也不会去特地了解。有些人又担心公开说出心里话，会引来不必要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不少国人感受不到反馈对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认为决策人早已做了决定，结果消极地觉得“讲了也没用”。
如何改变年轻一群的这些观感，值得决策者在下一阶段的国家治理中认真检讨。
新加坡要迈向成熟社会，更成熟的沟通是必要的，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言论空间和平台，让人民愿意并自在地进行讨论，通过集思广益使我们的政治和政策更完善。
年轻人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相信现在越积极带动年轻人，未来就会有更多善于聆听和愿意接受不同想法的人带领新加坡前进。
杨浚鑫：不愿沉默的一代
我的妹妹是首投族。
工人党候选人辣玉莎网上失言事件发生后，她告诉我，自己的社交媒体Instagram被刷屏了。我借过来一看，发现限时动态确实充斥着“We Stand with Raeesah”（我们支持辣玉莎）的插画。
这突显了更多年轻选民，包括华族在内，愿意在公共空间讨论和维护少数种族的权益。有者甚至断言，人民行动党在攻击辣玉莎的同时，失去了一整代选民的支持。
但说实话，同样身为年轻选民的我，对于这种将网络言论空间灌爆，以伸张某种诉求，导致剑拔弩张的气氛，始终感到本能地不自在。
或许是自小被国民教育灌输要对种族宗教课题保持敏感，我无法适应如此情绪化的讨论，也担心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所造就的众口一辞，会让原本就沉默的大多数，因害怕被打上“落后”、“不开明”的标签，而更加沉默。
我观察到年轻选民并非一昧地理想主义，他们能够独立且具批判性地思考。部分人不愿做沉默的羔羊，这固然可喜，但须警惕的是，他们在宣扬自己的主张时，又是否不经意地淹没或否定了其他声音。
随着微歧视（microaggression，指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歧视行为）等概念从西方输入本地，我也担心妹妹这一代年轻人会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新一波西方意识形态，而忘了新加坡的地缘政治现实。
建国总理李光耀最后一次以内阁资政身份在国会发言时，曾就我国种族平等课题表示他必须“将国会带回到现实”（bring the House back to earth），并指出信约中所说的“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只是一种崇高目标，而非实际成果。
敏感课题的讨论终究不能脱离我们所处的现实。我希望看到，仍记得种族冲突历史的年长国人，不会害怕适时地出声提醒，年轻选民也能认识到，不同世代的国人对种族课题的参照点可以不同，但必须有一样的起点。
黄小芳：超越愤怒的政治
2015年9月，首次投票的我特地到大选热区榜鹅东参与反对党的竞选集会。我当时是个入世未深的毕业生，完全不明白政治为何物，因此寻找着一次政治启蒙的体验。
候选人轮流在台上气势汹汹地演说，台上字字句句都带着攻击性，也倒映出观众愤怒的情绪。说到激动处，群众高声附和、喇叭声响彻草场，人群中甚至有人大喊秽语。现场的音响系统不是特别好，加上周围的喧嚣，我无法听清楚候选人的政见，只有群众的愤怒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家的路上，许多问题在我脑子里回荡。难道愤怒也是一种政治资本？要推进政治议题，是否非得针锋相对？
时间快转五年，我们因疫情迎来一场非一般的大选。一小时的竞选集会，改为每名候选人平均三分钟的选区竞选广播。候选人不必高声呼喊，不必用渲染情绪的方式赢得选票，而是得通过精辟的政见说服选民。三分钟的时间考验候选人的组织能力，电视屏幕使他们微小的情绪波动和思辨能力展露无遗；谁能沉着应战，清晰辩理，谁又阵脚大乱，前言不对后语，显得格外清晰。
少了情绪的渲染，以往大选中尖锐的对立和冲突感淡化不少。在网上的竞选视频中，大多政党都选择走较温和的路线，通过座谈节目、轻松短片，甚至类似于大学讲堂课的形式解说政见。即便一些表现较弱的政党，也在网上展现出理性问政的一面。
这次大选，我有了截然不同的领悟：不同群体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拨开一切的冲突和矛盾，即便是秉持不同政见的候选人，和我一样也只是关心国家未来的新加坡人。
作为选民，我希望冷静、理性、富有同理心的政治氛围可以成为一种“新常态”，贯彻至国会的辩论和往后的大选中。未来的路令许多人感到惴惴不安，不明朗的经济也可能使不同群体之间出现更尖锐的利益冲突。在充满负面情绪的时代里，更需要冷静理性的政治。
黄顺杰：真诚率性也很重要
我以前住在一个三房式组屋单位，我爸是个德士司机，我妈是个家庭主妇。这是好些人民行动党新人首次亮相的自我介绍。无独有偶，这也是我真实的家庭背景。
社会流动性以及非传统的成功途径，是行动党在本届大选介绍27张新面孔时，强力放送的主旋律，目的无非是希望候选人更接地气，同时展现我国唯才是用制度，如何在行之多年后，依旧具有积极作用和正面意义。
然而，近乎制式化的介绍方式，却无法让我对这些出身背景与我相去不远的白衣人产生共鸣。就如行动党前议员殷吉星所分析：“虽然行动党不乏优秀新人，但他们的出身背景几乎千篇一律，频频强调家境贫苦，难免让选民觉得这是政治算计，而非真心想要同选民建立情感联系。”
在年轻选民眼里，老一辈所看重的治理和专业能力已不再是评估从政者的唯一指标，亲和力与真诚率性（authenticity）同样举足轻重，甚至更胜一筹。
攻下盛港集选区的工人党团队由四名素人组成，虽毫无从政经验，却成功以一种“我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亲民形象，虏获区内许多年轻夹心层选民的心。
其实，行动党不无平易近人的候选人，但其人性化的一面却时常被厚重的党形象覆盖，难以在短短的九天竞选期间穿透出去，让选民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本届大选正式开启“数码选举”的新时代，从政者往后只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到年轻选民更严苛的检视，候选人的亲和力与率真不能只是靠嘴巴说说。我期许未来能看到更多有血有肉，更懂得分享喜怒哀乐和不安的后起之秀，而不是正襟危坐、一板一眼的候选人。
选民和议员的共通点，不该止于成长的屋型大小，和父母从事的工作。
刘智澎：明星效应未必有效
“无论哪个反对党来竞逐，我都会投票给他们。”
朋友的这一番话，乍听之下像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让我相当讶异。问他对所属选区的反对党候选人了解多少，他却支吾其词。
历届大选，我投票时都是“看人不看党”，比起个人魅力，我更着重候选人的素质和实际政绩。我认为每名候选人都应该有足够实力独挑大梁竞逐单选区，而不是依赖某一个重量级领军人物的魅力进入国会。
过去几周访问年轻选民，发现工人党新人林志蔚和佘雪玲的个人魅力让不少人为之倾倒。我同意“明星效应”确实为他们加分不少，但懂得与年轻选民沟通，也是他们的优势。
正如新加坡前进党秘书长陈清木医生之所以获得各年龄层选民爱戴，除了和蔼形象，想必也因为他曾是资深议员，过去的表现有目共睹，获得不少选民的尊敬和信任。
然而，路遥知马力，“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嘴上说说，必须以行动证明。
各党的每一场新人介绍会，我都会关注候选人如何在短短几分钟内阐述个人政治理念，在问答环节能否展现大将之风。履历亮眼未必能与治理能力划上等号，出身平凡也未必能引起共鸣，只有接地气和有远见的候选人才会让我心悦诚服。
比起国家层面的长期治理方针，我认为各党具体的市镇发展计划，如社区设施管理、建设和翻新工程也不应忽视，因为见微知著。像有盖走道和脚踏车道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建设项目，能解决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便，人民代议士的关注直接体现了他对选民的关心。
我在同个社区住了33年，也算是“老街坊”了。这些年来，从邻里设施、交通情况到饮食选项都有显著改善，可谓“有求必应”，因此更清楚何谓称职的议员。
只要这个人真诚勤奋地深入民间，聆听民意，相信选民都会感受到，并以实际行动回报。
蓝云舟：社媒重塑政民契约
政治人物大多都有社交媒体账号，但要在选战中掌握社交媒体主导权，单靠有账号还不够，见真章的还是社交媒体账号上的内容。
此次大选，让年轻选民眼前为之一亮的，不是什么新一代候选人，而是年纪最大的候选人、新加坡前进党秘书长陈清木医生。一段“我戴着眼镜，但眼镜没有镜片”、然后把手指穿过镜框的视频，让网民看到80岁的陈清木风趣的一面；他上传的一些在花园赏花的照片，或是学网民用“woke”（觉醒）、“hypebeast”（时髦）等流行用语的视频和不做作的风格，也树立了陈清木在年轻选民心目中“和蔼阿公”的形象。
对我来说，这些社交媒体内容更多是宣传和建立品牌，不关乎执政党强打的“疫情选举核心课题”主轴。然而，如果说做到让年轻选民觉得跟他们“同一阵线”，不得不提这个阿公在社交媒体上比其他的政坛晚辈还要有号召力。
竞选期间，也有不少候选人利用社交媒体发起“有问必答”（Ask Me Anything）活动，增加与网民的互动。
社交媒体的好处，是让选民看到候选人的真性情。候选人是豁达、拘谨、机智还是信口开河，在这个放大镜下一览无遗。
然而，它终究不是辩论政策的最佳平台，因为网民对社交媒体的要求首先是“好玩”，其次才是“益智”。
这也考验候选人，尤其是执政党一方，如何把沉闷的政策信息巧妙地融入他们的社交媒体内容。竞选期毕竟也就那么九天，要争取选民支持政策，除了论点扎实，还必须能用年轻选民熟悉的语言，清楚、生动地解释政策。
有些人说前进党是拿着陈清木当活招牌，也有人说佘雪玲的“明星效应”给工人党团队加分。我不太赞成只靠一两个候选人的“明星效应”来打选战，但这些“明星”之所以引起共鸣，更多是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把话说到选民心坎里，博得选民信任。除了说话的内容，怎么说，在这个线上互动更容易的社交媒体时代，肯定也是经营政民关系里日显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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