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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悦读@NLB 大时代的个人历史 王赓武教授谈回忆录

王赓武教授的回忆录原写给孩子看,后来再出版。(李健玮摄)
王赓武教授的回忆录原写给孩子看,后来再出版。(李健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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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90大寿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上个月出版回忆录《家园何处是》及《心安即是家》。

这两部回忆录也是大时代的见证,两部回忆录最耐人寻味的,是王赓武在不同章节,不只一次描述他对“家”的领悟。最后,他认同夫人林娉婷所说的:“我们住在什么地方,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中国史与东南亚华人史重要学者王赓武教授,上个月出版回忆录《家园何处是》及《心安即是家》。上卷《家园何处是》回首影响他一生至深的少年时代,讲述他19岁之前在马来亚和中国成长、求学的经历;《家园何处是》中,王赓武穿插母亲丁俨临终前交给他的手稿《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那是丁俨用工整的小楷为儿子写下的回忆录,述说作为母亲的她想让儿子知道的人生故事。下卷《心安即是家》由王赓武教授与夫人林娉婷合著,书中除了述说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学术研究之路,也回首两人从同学发展成恋人、夫妻,以致数十年来相互扶持的生活点滴。

留下历史之必要

午后在国大武吉知马校园内的东亚研究所访问王赓武教授,1949年,年仅19岁的王赓武从怡保南下新加坡就读的马来亚大学,也就是坐落在这个校园里。

上个月刚过90大寿的王赓武教授,在会议室里谈起自己的这两本回忆录,神情愉悦而开朗。他说,《家园何处是》原稿原是他为孩子们写的“在怡保的成长故事”。在之前,他的夫人林娉婷已经为他们的三个孩子写了她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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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与夫人林娉婷合影于2019年。(档案照片)

王赓武说:“夫人娉婷完全是为孩子而写,当时孩子们都已经是四五十岁了,他们看了很有兴趣,过后还告诉我,他们也很想知道父亲的故事,在孩子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觉得应该把故事说出来,让他们知道,离开怡保之前,我的世界是怎样的,因为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写的时候,孙子也已经十几岁了,这样也很好,两代人都看到我的故事。”

王教授说:“后来之所以决定出版这两本书,也因为有一些朋友知道我为孩子们写的故事,建议我将这些故事出版,因为这也可以鼓励其他人将自己的经历写下,尤其是外地长大的,他们的父母亲不讲,孩子不问,渐渐的故事也就遗失掉了。我回新加坡后,发现新加坡从来不重视历史,不讲过去,不鼓励读历史,只讲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开始觉得,也许人们也会对我为孩子写下的故事感兴趣,因此将原稿又做了修改和补充。”

王赓武教授原本写给孩子看的《家园何处是》仅写到他19岁的时候,从南京回到怡保,又离开怡保到新加坡就读马来亚大学为止。但听了朋友的建议后,又继续回首过往,完成《心安即是家》。《家园何处是》英文版“Home Is Not Here”于2018年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NUS Press)出版,今年10月,中文版《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英文版的《心安即是家》(Home is Where We Are)同时问世。评者认为,这两本回忆录,“既是王赓武的个人回忆录,也是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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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赓武与父亲王宓文、母亲丁俨合影。(受访者提供)

身份认同身不由己

王赓武教授道:“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但最后只走到怡保,抵达英属马来亚。”

王赓武1930年出生于荷属印尼泗水,父亲王宓文当时是泗水华侨中学校长。王赓武一岁多随父母移居马来亚怡保。王宓文先后在印尼泗水、新加坡、马六甲多所中学担任教师或校长,二战后曾担任华文学校联合邦视学官,退休后出任宽柔中学校长,一生致力于新马华校教育。

一岁以后在怡保长大的王赓武,到了入学年龄,不像其他玩伴一样进入华校读书,而是进了英文小学受教育,放学后则在父母亲的亲自教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王教授自小就知道,父母亲最初无意在南洋久留,一直梦想着回返家乡,这也是那个年代普遍可见的“华侨”心态。《心安即是家》卷首第一句话就是:“在我的成长时期,心目中的家园就是中国,我的父母来自那里我们最终也要回到那里去。”但因为战乱、时局的变化,一直到了日本投降后,王家才迎来回家的时机。当时霹雳州政府宣布补发欠薪给大部分官员,王宓文在1946年初拿到这笔钱,因此有足够回中国的旅费。对于从怡保启程前往南京的这一段过往,王赓武写道:“我不太记得自己到底对离开怡保前往未知之地作何感想,但体认到心情里掺杂了认命和犹疑。”

1947年回返中国时,17岁的王赓武考上南京的中央大学外文系,父亲却由于已久居南洋多年,无法习惯南京的气候而生病,母亲只好陪同身体不适的父亲回马来亚,不久国共内战爆发,中央大学被迫停办,王赓武最终在父母催促下,于1948年年底万分无奈的坐船返回怡保,那时大学二年级刚开课不久。王赓武因此感叹:“我心里常常思索自己之所以这么抗拒,是否因为知道现在一旦离开,往后或许再也不可能重回中国生活。”

父母亲回归家乡的美梦破灭之后,王赓武教授说,为了完成被中断的大学学业,他在父亲的建议下,选择报读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但当时的入学条件是必须有英属马来亚国籍,他只好申请成了马来亚联合邦的公民。

《家园何处是》说了个他乡成故乡的故事,说的虽是王家家史,却反映20世纪初期,移民南洋的那一代中国人的故事,他们的国族认同是如何在时代的播弄下,逐渐改变、形成。

《家园何处是》叫读者思索的其中一句话是:“怡保教会我没有恒常不变之事,变动随时可能降临,人们可能轻易就被从根源切离。”

访谈中提起这句话,王教授说:“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我想一般华人都有这种感觉,社会、家庭、人事、人际关系都不停的在变,一直到后来,做学问的时候才明白,许多华人都信奉《易经》,《易经》的基本概念是,变是最自然的,世间万物没有不变的,而且不断在变,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变,变不一定是可怕的,变是一种动作,可以变好,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圆满,但要去适应,要应付,所以变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为马来亚文学而写诗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王赓武教授早年与文学结缘颇深,还在马来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出版过英文诗集。这个缘分开始于一趟从怡保南下新加坡的夜间火车上。

王教授回忆,马来亚大学开学的时候,从马来亚北部各州来的学生大多数乘搭同一班夜间火车,他就在夜车上遇见来自槟城的高年级学长林必达。闲聊的时候,林必达问他是否喜欢英语诗歌,两人交谈之下,林必达因为发现王赓武对文学的认识与爱好,很认真的建议他写诗。

认识文学造诣很深的林必达之后,王赓武渐渐对马来亚认同,以及马来亚文学有概念。当时只是后殖民地时期一名大学生的王赓武,第一首诗是在一个失眠的晚上,坐在宿舍外面的台阶上写下《月下静思》(Moon Thoughts)。

王赓武说:“林必达看了我的诗之后,不但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后来还用打字机打出我的12首诗,出版成诗集,书名叫《脉动》(Pulse),在1950年4月正式面世。我也就这样成为一些同学心目中的诗人。”

没有想到的是,报纸不但报道《脉动》的出版消息,还肯定这是“新加坡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对于这本诗集,王赓武回忆:“我受现代英国诗人普遍使用的自由诗体的影响,尝试抓住马来亚社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混居的一些特色。我们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语言,就把马来和中文词汇放在英语句子里面。我们还认为,不应该只使用英语的口语模式,还要设法使用本土的方言和口音。”

回首过往,王赓武说:“林必达鼓励我写诗更大的意义是引起我对‘马来亚文学’这一概念的兴趣。他们让我知道,一旦英国人离开马来亚,马来亚要成为真正的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学,这让我们思索,新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文学?”

历史:通向宽广视野的窗口

虽然喜欢文学和写诗,但在学术研究上,王教授最终没选择文学,而选择了历史。

“回想起来,我选择历史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自己喜欢历史,二是我在认识新马来亚环境时学到的经验。”在王教授看来,“历史是一个通向宽广视野的窗口,与现实有关的所有过去的事物都包括在内。我在学习成为历史学者时,一直关注的是与现实相关和互动的各种人物和事件的渊源。”

王教授也以“海外华人研究”享誉学界,但在早年,他研究的是中国历史。王教授特别提起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南海贸易,并于1958年出版《南海贸易:早期中国与南洋贸易史》。

王教授坦言,他开始思考论文题目时,考虑到如果研究近代史,原始资料只能大部分依靠西方和日本,但他不想论文的主要资料来自非中国来源。而他又希望研究中国历史,于是开始搜寻具有丰富中国来源资料的近古史题目,在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后,他知道现代学者如何从早期的中国记录找到材料,重建早期东南亚历史的关键部分。同时,他也发现,“欧洲学者利用考古、建筑和碑文材料阐明那些深受古印度思想影响地区的文化。来自印度洋的美学遗迹与中国贸易带来的产品交汇混合,尤其令我着迷。”他也觉得,在整理各种历史文献时,还可以“学到更多以马来半岛为中心的地理知识”。这加强他往这方面研究的决心。

访谈中,王赓武教授特别提起本地两位历史学家许云樵与陈育崧,至今仍感念他们两人在他的学术研究刚起步的时候,都给过他帮助。

王教授说:“许云樵在当时给我宝贵的建议,告诉我怎样处理古代的印刷资料。陈育崧是收藏家,收藏很多中文书,他让我使用他的私人收藏,后来大学设立中文系,首任系主任贺光中很快就建立起非常好的典籍图书馆,这使到我能够及时加以利用。”

王赓武教授195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论文同样研究中国史,主题为五代时期的政治,论文题目为《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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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回忆录《家园何处是》 及《心安即是家》。(可在大众书局及纪伊国屋买到)

心安即是家

王教授一生“四海为家”,因为求学、教学的关系,他辗转居住过的城市包括怡保、吉隆坡、新加坡、南京、堪培拉,香港、伦敦,担任过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后,他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香港大学校长。自1996年起,王赓武及夫人长居新加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院主席,并曾担任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和国大东亚研究所主席。

读《家园何处是》及《心安即是家》最耐人寻味的其中一部分是,王赓武在不同章节,不只一次描述他对“家”的领悟。在《家园何处是》,王赓武回忆少年时代自己对家的看法:“怡保是我父母居住的地方,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在《心安即是家》他认同夫人林娉婷所说:“我们住在什么地方,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他也在书中有感而发说:“50多年前,我们离开吉隆坡前往堪培拉。我们总是被问起,我们认为自己的家在哪里。由于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往往回答说,家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所有我们感觉像在家里的地方。”

访谈中,王教授说:“怡保好像最接近家的感觉,其实又不是,因为怡保没有亲人在那里,也没有房子。”

在《心安即是家》最后一章,王赓武教授为自己,也为读者发出这样的问号:“我们在澳洲住了18年,是否在那里找到了家?家一定是一个国家或城市吗?譬如我们已经住了将近十年的香港?或者家是我们居住了24年以上,具有独特的多元文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或者家是这所或那所房子?确实,我们住过一些非常舒适的房子,包括我们在新加坡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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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教授被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东南亚华侨研究专家之一,他透过细究中国历史与南方邻国复杂关系的独特视角理解中国,对诠释中国的世界地位有重要且新颖的贡献。(萧紫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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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题:寻找身份认同的归宿

日期:11月6日(星期五)

时间:晚上7时

主讲:王赓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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