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进！钱进！ 金钱观念几番新

对资本、消费品和物质的热衷，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对金钱的追求。不过，迈入21世纪，国力崛起，经济进一步腾飞，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中国人的金钱观也趋向正常化，金钱不再是唯一指标，人们出现反思，也是社会的进步。

1978年11月某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篇关于养牛的文章，让当时未涉足商界的联想集团创始人、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吓了一跳。多年后一场访谈中，他如此解释当时的错愕：“以前报纸一登就是革命、阶级斗争，养鸡种菜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现在《人民日报》竟登养牛的文章，气候真要变了！”

柳传志当时置身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端，这篇“养牛”文章刊登于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时，也预示着中国人金钱与财富观接下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以柳传志这段经历说明：“（政府）鼓励你养牛就是鼓励你追求财富，这不再是有罪的一件事，任何人追求财富，都没有任何的不光彩。”

这种“向钱看”的个人追求，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无法想象。于海指出，计划经济中缺乏个人努力的动力，这延伸至人们对钱的冷感，“大家说到钱，会觉得它在道德上是没什么道理的，社会对钱甚至有一种道德恐惧或批判。”

但改革开放扭转了人们的观念。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后来成了市场经济的座右铭，更不失为中国社会金钱观的转捩点。

于海解释说：“人们用自己的时间去追求财富，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事，是被社会鼓励的事，邓小平肯定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功利追求是正当的。”

伴随而来的是一波制度改革。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受访时说，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反金钱与货币的制度，改革开放后，粮票、邮票、肥皂票等票证制度逐步取消，社会关系转而货币化，为宏观经济各种经济政策定下了基础。

他举例说，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搬家，很多都会找朋友帮忙，到了80年代中，随着搬运公司和出租车出现，人们更多是用钱完成同一项任务。

陈志武认为，社会的货币化改变了之前基于名份等级分配资源的规律，为广大群众带来个人解放。“如果你能赚足够多钱，哪怕你是农民的孩子也没关系，你的100元和一名红二代的100元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因为货币化而变得更平等。”

他忆述，自己1983年从武汉乘船到南京，头等舱或二等舱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必须有象征地位的行政级别，像是官员、教授、资深工程师等人才能买。“当时虽然没想到一定要消费，却觉得很不公平，这是个人权利与机会的歧视。”这些条例在80年代后期逐步废除。

有了赚钱和花钱的自由，中国社会随即迎来一股消费热潮。以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组成的“三转一响”，成了80年代初的标志性商品；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期流行的则是“新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

陈志武指出，1980和1990年代两项重大政策对塑造中国人的金钱观尤其关键。首先是1990年12月A股市场开放，打开了资本市场的窗口。陈志武说，通过股票市场，中国人除了拥有当下的收入，也看到未来无限多年的预期收入，也因此对追求财富产生更大的兴趣。

其次是1998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推出的住房制改革，这终结了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让中国房地产迈向市场化。“房地产在市场交易后，变成不只是住的地方，每个月还有数字化估值，让人能算一算，这直接给了人们财富感和成就感，推动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消费。”

上述对资本、消费品和物质的热衷，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对金钱的追求。不过社会学者于海认为，对金钱的追求有一个本质上的问题：有别于很多其他事物，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并没有限度，无论是富人或穷人，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对金钱的欲望会衍生出一些扭曲的现象。

2011年，一名17岁高中生通过网上黑中介卖肾，以赚取2万2000元（人民币，下同，约4400新元）购买苹果手机等数码产品，该案件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于海认为，“卖肾买iPhone”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金钱与物质追求的病态心理。

他说：“如果把追求钱看成至高的价值，这实际上会损坏人的很多其他价值。钱只是人所追求的价值之一，不能代替其他价值，人们需要其他更好的价值观作为引导。”

对于金钱的追求，也在中国社会孕育出各种焦虑、浮躁与不安，像是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后，另一部分人所产生的仇富心态。

2013年，凤凰财经一项“中国人财富观大调查”便显示，65%的人认为“财富有原罪，只有品德败坏的人才可巨富”，反映出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化，以及普通民众对一部分富人无所忌惮贪婪敛财的鄙视。

迈入21世纪，中国国力崛起，经济进一步腾飞，人们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但于海认为，金钱仍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人们对金钱与财富的狂热度没有因物质条件提升而减低。

就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当下，前主持人崔永元踢爆的“阴阳合同”风波持续发酵。于海认为，这起案例一方面揭示中国演员的天价酬劳，同时也显示无论是明星或高官，人即使已经非常富裕，在财富上还是很难把持自己。

他因此认为，关键在于社会治理制度上的约束。他以2013年后中共反腐运动为例说明：“如果不是雷霆万钧的反腐制度约束，光靠道德启发是没用的，人没有办法面对环境的诱惑。先有了制度约束，慢慢才会转化为一个人自身道德的约束。”

不过，在一部分人继续热衷追求金钱的同时，中国社会去年也流行起标榜颓废自嘲的“丧文化”，以及主张无欲无求的“佛系”态度。尤其在年轻群体当中，似乎有一部分人对金钱与财富的欲望不如上一代旺盛。

一种悲观的解读是，中国经济经历了迅速发展的阶段，人们生活期望随之提高，但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放缓，加上社会竞争激烈，一些年轻人期望与现实出现落差，产生挫折与无力感，也逐渐放弃对金钱、工作等生活目标的追求。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佛系更多是一种生活态度，未必具消极意义。而且这也表现出在1990年代后生长的一代，已经摆脱父辈们对物质匮乏，包括对饥饿的恐慌，而能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有人概括形容，在改革开放以前生长的1960后、1970后，经历过挨饿受冻等苦难，对现状更珍惜，也更担心失去所有；改革初年生长的1980后，物质生活刚开始得到一些满足，但依然很不足够，所以更渴望获得经济成功，对物质的追求也更狂热；到1990年代以后生长的新一代，基本衣食无忧，于是开始关心较纯粹的人生价值、意义等问题，也更重视个人兴趣与爱好。

在北京一所大学念医科系硕士的冯源（24岁）受访时说，一些人可能觉得挣钱压力大，生活节奏太快，因此选择更舒适的佛系生活方式，这不失为一种知足常乐的处世观。

他笑说：“我自己属于‘持续性上进，间接性佛系’的年轻人。‘持续性上进’是因为我本质上还是希望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和学习表现，也还是会追求更积极上进的生活。不过偶尔压力大时，确实会有佛系想法，什么都不想干，觉得没必要那么拼命努力。”

冯源相信，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做自己擅长并有意义的事，追求金钱并非不重要，但属次要。他举例说，自己对手术科兴趣不大，虽然动手术很赚钱，但他选择主攻心理学，毕业后月薪若有1万元已满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文受访时说，佛系青年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如今年轻一代从父辈得到了物质上的保证，这股趋势与西方欧美国家相同，促使年轻人的物质欲望下降。

不过他乐观地认为，“佛系”并不代表中国下一代人全面的价值观。他相信，年轻人对金钱的追求不再是数字的积累，他们更重视金钱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他举例说，近年来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领域出现许多80后、甚至90后的亿万富翁，他们赚了钱后没有用于炫富，而是进一步扩大生产并再投资，过程中服务社会和国家。

又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他致富后追求的是对社会的价值，如今选择54岁就退休当教师，说明他明白金钱多寡并不决定他在世界的重要性，也不是他在中国历史地位的衡定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对他的认可。

王文说：“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人对金钱的认识一个迂回曲折向前的过程……对金钱的理解、接受、适应和调整都是渐进的过程，上世纪末对金钱那种疯狂的追逐，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少的阶段。”

他相信，人们如今已意识到，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指标，反映出中国人金钱观正趋向正常化，“金钱不再是唯一指标，这也算是90年代大家疯狂追逐金钱后，出现的一种反思，也是社会的进步。”

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人对金钱的认识一个迂回曲折向前的过程……对金钱的理解、接受、适应和调整都是渐进的过程，上世纪末对金钱那种疯狂的追逐，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少的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王文

中国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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