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建交30特辑

定格奠基人身影回首新中建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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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加坡与中国建交30周年纪念,《联合早报》和华文媒体集团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今天正式推出双语图片集《奠基人足迹:新中建交30年》。书中记录了哪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曾与李光耀随行的前官员和记者,在当年的访问过程中,注意到哪些漏网镜头?

建国总理李光耀一生访华33次,他在访问期间经历的一景一幕,都塑造了他对中国的理解。当年定格在镜头中的照片也成为新中交往史中,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缩影。

《奠基人足迹:新中建交30年》(In the Founders' Footsteps: Singapore-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收录超过130张历史照片,概述了李光耀的访华经历,也呈现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珍贵画面。

该图片集主编、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受访时指出,随着新中交往越加频密,两国人很自然地相处在一起;除了见诸文字的报道与文章,双方交往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空隙和不同的层次。书中收录的照片,立体呈现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细节。

她说:“我们希望深化两国不同层次的认识。两国一路走来,当中的过程,两国的年轻一代并不是太了解。所以我们在策划这本书时,希望可以用图片切入。”

新中是在1990年正式建交,但两国的来往可追溯到1970年代末。在正式建交前,李光耀就曾四次率团访问中国。《奠基人足迹》以图片配搭解说的方式,跟随李光耀1970年代至2000年代的访华足迹,由此追溯新中关系的发展。

李慧玲说:“图片会让人觉得很有趣,你看到里面的画面、表情是什么、动作是什么。他去的地方场景是怎么样的,图片里有很多信息,值得我们去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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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人足迹》主编、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过去半年来积极筹备新书,主要通过旧剪报拼凑出照片中的历史场景。(林泽锐摄)

李慧玲:李光耀亲身访华 积累成精辟解读中国功力

李光耀开拓了新中官方交往的历程,也曾多次准确地分析中国的形势,他对中国敏锐洞察引领新中关系发展,巩固新中合作;他的解读还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1年在北京与李光耀会面时,就热情地称他为中国的“老朋友”和新中关系的“奠基人”。

李慧玲指出,李光耀对中国精辟解读的功力,是通过亲身走访中国,一点一滴积累的。

李光耀在2000年代以前的对华访问,日程时常超过一个星期。直到2000年代后,步入耄耋之年的李光耀才缩短行程,但访华次数仍旧频密。在多帧出访的照片中,都捕捉到李光耀在访问工厂或历史古迹时,蹲在地上,仔细端详商品或墙上的雕刻。

李光耀观察中国的心得,在他卸任总理后出版的好几本书里都有所记录。李慧玲说,后人通过阅读这些书能看到他观察中国的成果,而《奠基人足迹》图片集,则是追溯到更前一步——呈现李光耀亲身观察中国的过程。

1970年代至今,在新中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中国也在迅速发展。

李慧玲强调:“你可以从照片中体会到,从1976年开始,照片里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个不同肯定会影响两国关系,它不可能跟一开始是一样的……而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改变对新中关系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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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礼生态园控股公司主席丹那巴南在1980年至1988年间担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林泽锐摄)

担任外长期间至少四次访华 丹那巴南见证改革开放“进程”

1980年代对新中双方而言,都是谨慎观察彼此的时期。当时的新加坡外长丹那巴南并未料到,两国关系能在10年后迅速发展起来。

丹那巴南在外交部期间曾访问中国至少四次。第一次是在1979年,当时中国已正式结束文革,开始了改革开放。他以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身份,随时任副总理吴庆瑞和国家发展部长林金山出访。

现年83岁的丹那巴南受访时坦言,当年的记忆多已模糊不清,但一些零星的画面,至今仍令他深深震撼。

新加坡访问团夜晚抵达后,从旧北京机场乘车到城里。狭窄的路上没有任何路灯,只有道路两旁被漆成白色、绑上白色布条的树,作为车辆的指引。

丹那巴南说:“整条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道路两旁有上千、上万人骑着脚踏车,没有灯,所有人穿着灰色或蓝色,是个非常诡异的场景。”

公园里的一位“红衣女孩”也令他印象深刻。

丹那巴南忆述,中国当时没有太多休闲娱乐,街景十分冷清。他和吴庆瑞在北京一个公园里,难得发现一群穿着蓝色和灰色衣服的中国人热闹地围成一圈。他凑上去一看,发现人群中间站着一个穿着红色毛衣的女孩。

“那件毛衣是香港买来的,因为这个颜色的衣服很少见,大家都围上去和她谈天,伸手去感受衣服的面料。”

这一幕令丹那巴南深深领悟到,当时的中国仍是处在严密管控下的社会,对外来事物感到陌生和好奇。

他还记得:“其中一个随行的中国人员向我坦言,他不知道改革开放能持续多久,他认为开放可能只是暂时的,推动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如果失势,中国可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因此他们都不敢公开地支持中国的改革。”

到了19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氛围才切实渗入民间。丹那巴南在一次访华行程中,乘车经过一个地摊市集,映入眼帘的是与1979年全然不同的热闹景象。“大家带着商品进城时,都充满热忱。他们是为自己做事,不是为党或国家干活……我们在车上看到人们骑着脚踏车,有些人甚至把亲手制作的桌椅扛在背上,徒步走进市集。”

丹那巴南还记得,李光耀在1980年代的访问中就曾向他预言,中国的发展会超乎他的想象。即便已经预见中国将崛起,丹那巴南在2000年代访华时,还是对北京的发展感到惊讶。“2000年代看到的中国,是个全然不同的城市。我当时以淡马锡控股主席的身份到中国,北京已经和其他繁华的城市一样,马路上水泄不通,一路上都是车。”

丹那巴南指出,新加坡领导人在1980年代访华期间,最主要的任务,是深入地通过与当地领导人的接触,以及在民间的观察理解中国社会。

“这种相互理解的过程,一般是在两国建交后才开始,但我们花了10年了解彼此,在建交后就能在没有太多干扰的情况下,建立两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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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1988年首次随李光耀出访中国,由于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尽管他当时已是执行编辑,采访前仍战战兢兢。(林泽锐摄)

林任君:80年代随领导人访华 记者采访也带读者“看中国”

李光耀1980年代访华的新闻有个特点,报道对中国的场景时常有细致的描写,连李光耀身后的一对匾联,也成为记者着墨记录的对象。

1988年9月,时任总理李光耀展开九天对华访问,《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当时是随行记者之一。那是他初次随李光耀外访,也是他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李光耀那次行程到访北京、成都、昆明、广州和深圳,除了会见中国领导人,也参观了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文化名胜地。

林任君受访时,从泛黄的资料夹拿出他保存着的武侯祠介绍册。这是他当年重要的新闻材料,如今也成为他回顾历史的珍贵素材。

册中记录了李光耀访问当天背诵的一对匾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1988年9月19日见报的报道中,重点描述的内容。

匾联表扬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李光耀访问时聚精会神地听通译员讲解,并说要背下匾联内容,以便日后引用。林任君指出,这个细节从侧面体现了李光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也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

新中两国1985年才通航,即便到了1980年代末,中国对外界而言仍是陌生国度。当时随团记者的工作不仅是记录新中领导人的互动,也作为读者的一双眼,用文字和图片带他们“看中国”。

林任君说:“有这样的机会去采访,一定要尽量把经过记录下来,观察李光耀如何去考察、如何去问这些问题。从中让读者知道他在这些访问中做了什么,这些事情读者也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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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鏻1994年至1997年担任李光耀首席私人秘书期间,每年访华一到两次,他目前也担任新中教育基金会主席。(林泽锐摄)

陈庆鏻: 问蛋价看两国生活水平

李光耀访华时有个鲜为人知的习惯,他时常要求到菜市场走走,最常问的问题是——“10个鸡蛋多少钱”。

曾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首席私人秘书的陈庆鏻透露,李光耀在1990年代的访华行程中,除了向中国官员了解宏观课题,也很关注当地的食品价格。

目前任职陆路交通管理局主席的陈庆鏻说:“他通过鸡蛋价格来默算他们的生活水准,和新加坡对比……他就是通过询问这些细节,得到不同的知识和经验。”

李光耀巨细靡遗的处事态度,也反映在1994年启动的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中。陈庆鏻指出,新加坡派驻苏州的公务员每两个月得详细报告园区建设的进展和遇到的障碍,李光耀一旦发现问题就会立即向当地官员提出,并商讨解决方案。

“你想象堂堂一个国家领袖坐下来讨论田地、电流这类问题。他就是这样,一个一个项目去提问,要把它做好。”

陈庆鏻认为,新中两国在1990年代已建立起互信和友谊。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是两国不断磨合的重要过程,也是两国互惠互利关系的基础。

举行“四眼会议”解决问题

陈庆鏻坦言,当时不论是修建道路、电厂,或是在日常运作上,两国官员都会因为工作文化的差异,而发生矛盾。

“李资政时常举行‘四眼会议’,跟苏州的中共党委书记两个人、四只眼睛在房里谈。我就在外面跟其他苏州官员喝咖啡……有时候连党委书记也解决不了,就拿到北京跟中央领导人、跟(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谈。李资政真的费了很多时间和心思来解决这些问题。”

《奠基人足迹》 两版本出售

《奠基人足迹:新中建交30年》即日起,在各大书局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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