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信为基石 综述新中30年

回首这一年来，中国因为冠病疫情等原因，遭遇西方国家孤立，但新中两国的频密互动不受影响，从最初的同舟共济抗疫，到维持供应链畅通，再到推动疫后人员流动，两国合作在疫情下继续巩固，还扩展到公共卫生的新领域。

疫后新中关系的发展是新中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最新例证，而这种互信贯穿新中建交30年，也是两国关系迈向下一个10年的重要基石。

新加坡从11月6日起，单方面解除对中国的边境限制，中国旅客可到新加坡旅行，以阴性检测结果取代隔离。这在中国引起热烈回响，舆论认为是新加坡对中国成功抗击冠病的认可。

回首这一年来，中国因为冠病疫情等原因，遭遇西方国家孤立，但新中两国的频密互动不受影响，从最初的同舟共济抗疫，到维持供应链畅通，再到推动疫后人员流动，两国合作在疫情下继续巩固，还扩展到公共卫生的新领域。

疫后新中关系的发展是新中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最新例证，而这种互信贯穿新中建交30年，也是两国关系迈向下一个10年的重要基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受访时指出，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经历过大大小小风波，但历次风波后都很快都回到正轨，两国之间的政治信任不能轻视。

新中政治互信起缘起于两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彼此交往与敬重，先辈们也奠定了新中保持高层接触的传统，代代传承至今。

早在1990年建交之前的10多年，两国高层互访已经开始。1976年5月，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首次正式访问中国，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会面，李光耀也是极少数曾会见过中国五代领导人的外国政要。

同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在中国政坛上复出的邓小平出访新加坡。虽然邓小平当时的正式职务只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新加坡政府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李光耀亲自到巴耶利峇机场去接机，李邓两人在机场停机坪上热情握手，凝成了新中关系发展中经典的一幕。在那次短短两天的访问中，李光耀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在晚宴上继续深度交流，邓小平后来参观新加坡，对本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留下深刻印象。

那是新中关系的萌芽期。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年，两国合作领域还相对局限，两国仍审慎地了解彼此，但随着两国在1990年正式建交、尤其是中国重启并加速改革，双边合作进入快车道。李光耀在中国与国际上的声望，以及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为主的多元种族东南亚国家的成功治理经验，更让新加坡发挥超越了两国关系的作用。　

中国在天安门事件后遭西方国家封锁，事件后李光耀多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表达相信中国必将继续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与仍未走出国际围堵阴影的中国正式建交。1992年1月，李光耀在新加坡与先后到访的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会面，受老布什之托，李光耀向杨尚昆传达老布什希望中美恢复正常关系的口信。

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著名的南巡重启了改革，邓小平当时说的一句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使中国掀起“向新加坡学习”热，大批党政官员被派到新加坡访问取经，这催生了新中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以及新加坡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中国“市长班”“干部班”。而随着1990年代中国大力对外招商引资，更多新加坡企业进入中国，再到2001年中国入世，以及后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寻求国际化的进程中，新中经贸关系迅猛发展。

李光耀和新加坡与台海两岸的良好关系，也使新加坡成了1993年大陆与台湾历史性“汪辜会谈”的举办地点。事隔多年后，2015年，当两岸在职领导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实现破天荒的握手时，“习马会”地点也选在了新加坡。

新中老一辈领导人开启的坦诚交往、高层始终保持接触、在困难时相互帮忙的传统，未被忘记，今天的两国政治领袖公开讲话时仍念兹在兹，在言行中体现。

今年冠病疫情暴发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月公开表明，疫情是公共卫生事件，不是国家与种族之间的问题，呼吁各国与中国齐心协力，共同克服挑战。武汉封城的期间，新加坡向中国捐助医疗物资、检测试剂盒；在中国的协助下，新加坡也顺利安排包机，把滞留在湖北的国人接回家。今年6月，中国也成为首个在疫后与新加坡开辟“绿色通道”的国家。

“患难见真情，这种关系对于双边合作非常重要。”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9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如此形容。

疫情期间，不仅两国副总理王瑞杰与韩正、外长维文与王毅多次通电话，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也在8月出访新加坡，是冠病升级为全球大流行后，中国首次派高层官员出访东南亚国家。

谈到新中互信，郑永年说：“李光耀和邓小平时代打下的基础很好，但我们不能怀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中新领导人之间，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沟通方法……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构建政治信任。”

新加坡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唯一以华人占多数的独立国家。新中关系的开展，得益于血缘和文化联系，但是能确保两国关系不断开拓新局面、缔造新高峰的根本关键，却是两国拥有共同的利益，并且一直努力设法以务实的合作来实现利益，达到互利共赢。

郑永年说：“（新加坡和中国在）文化上的情感是割不断的，但不要夸大情感对中新关系的正面影响。”

相反，郑永年提醒，国与国建立在情感上的双边关系并不牢固，情感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中国民众把新加坡人当做中国人，反而不利于双边关系。因此，中新交往还是要以利益为重，而不是国民情感。郑永年说：“特殊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利益越做越大，两国的特殊关系就会继续存在。”

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政治影响力增强，新中关系难免面对新挑战，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今年以来，美国与中国之间出现“新冷战”的风险。新加坡和多数本区域国家一样，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不希望大国间的博弈会影响到新加坡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良好关系。

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主管全德健受访时指出，新加坡作为亚细安成员国之一，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无法剥离与亚细安的关系，也可能因此发生矛盾和不协调，减少外来因素对新中关系的干扰，需要两国领导人的智慧。

不过，保护主义的抬头，也会凸显出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以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的需要。全德健说：“如果中国采取开放和自由贸易政策，新中必定会有更多合作空间。”此外，新加坡也将继续保持作为亚细安门户的优势，东南亚是新加坡的腹地，新加坡能成为中国企业进军东南亚的门户和跳板。

郑永年则预见到，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华实施科技封锁，中国必然会在研发上加大投入，而研发和应用恰恰是新加坡的强项，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技术创新甚至能成为新中合作转型的新方向。他说，中国正在从以往的“中国组装”，转向“中国制造”，更需要原创和技术；而新加坡的技术创新则需要广大的市场，以取得回报。

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提升，并且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上取得长足的发展，新中关系也从早年的主要是单方面借鉴，转化为今天的“互学互鉴”。近年来，新加坡的精英也更深入地思考并采取多种应对，以确保新加坡对中国、对世界保持相关性（relevance）。

对此，郑永年相信，没有任何两个国家之间自动存在相关性，就如新中在不同时期先后启动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那样，相关性永远需要一代代人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