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番客回乡记

当时船员间有个说法——“乘客登船时是胖子，回程变瘦子”＋。他们从新加坡登船时身上会穿上七八件衣服，带上两三个手表，为的是带多一些东西回去给亲戚。回新加坡时，身上就只穿着薄薄的一层衣服，好的东西都留在家乡。

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距离今天是一趟数小时的航班；但在1985年新中通航前，对大多下南洋打拼的过番客来说，他们和家乡的距离是一笔储蓄多年才负担得起的船费，以及一趟长达一周的艰辛海上旅程。

在1985年以前，从新加坡前往中国的旅客可以选择先搭飞机进入香港，再从香港乘车入境中国。1976年时任总理李光耀访华时，就是经由香港罗湖关口，徒步走入深圳后再北上。另一种较为便宜的方式，是乘搭客货两用船直接在黄埔、汕头或厦门的港口登陆，这也是大多收入较低的过番客，选择的回乡途径。

太平船务执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张松声（65岁）曾在1970年代在往返新加坡和广州黄埔的船上当“实习水手”。年仅16岁就开始跑船，他见证了本地最后一代过番客乘船回乡的场景。

张松声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介绍，当时本地主要有三家公司提供往返新中的航线服务，太平船务主要往返新加坡和黄埔，大多接送来自顺德的妈姐（当年的华族家庭女佣）；船从新加坡出发，途经槟城和香港。另外两家船务公司源源船务和顺昌香港则分别往返新加坡和汕头，以及新加坡和厦门。

当时船票常常一票难求，太平船务每个月只有一趟船班，每趟船班最多只能载五六百人。张松声忆述，回乡的过番客得到位于牛车水的旅社买票，在3月到10月的高峰期，船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时常听闻有人为了抢票大打出手。

对许多妈姐而言，回乡一趟的旅费，相当于四五年的积蓄。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的物资较为贫乏，这些妈姐会收集旧衣服、旧手表等物资，并且购买猪油、饼干等粮食，送给中国的亲戚；在所有物品中，最“高级”的当属脚踏车和缝纫机。张松声家中的妈姐还时常把家中吃剩的面包烤成饼干，存起来带回家乡。

除了买船票，回乡的乘客还得向旅社购买大约3公尺宽的木箱运送这些货品，船费加上木箱的运输费可达数百元。

张松声说：“当时船员间有个说法——‘乘客登船时是胖子，回程变瘦子’。他们从新加坡登船时身上会穿上七八件衣服，带上两三个手表，为的是带多一些东西回去给亲戚。回新加坡时，身上就只穿着薄薄的一层衣服，好的东西都留在家乡。”

除了妈姐之外，另一类常见的乘客是回乡治病的病人。张松声指出，当年有许多过番客十分相信中国的医术，即便已经病得无法动弹，也宁可被抬上船回国治病。不少人无法撑过一周的旅程，在船上过世，因此船员也得在船上处理海葬仪式。但其中也有成功的例子，有个传说说，一个哑巴回乡后痊愈，能开口说话了，他常说的话是——“毛主席万岁”。

巨大的客货船无法在码头停靠，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得先从红灯码头搭小船出海，再转搭大船，每趟小船只能最多接送10个人。尽管船上有较高级的一人、两人和四人客房，乘客一般都是选择最便宜的统舱，一两百人在没有隔间的船舱里头住上一个星期。

船上没有什么消遣娱乐，只有一台老旧的放映机和两部电影的胶卷，一周里反复播放《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样板戏。在张松声的记忆中，船舱里除了妈姐之间的粤语对话之外，没有其他声音。

他说：“回乡的旅途并不舒适，遇上风浪时会很颠簸，晕船呕吐是常有的事。很多妈姐在一周的行程里都吃不下饭，但她们没有一句怨言，眼中只有回乡的兴奋和期待。”

1970年代是新中客船服务的末期，到了1980年代，早期来新的过番客大多已经步入七八十岁的高龄，部分人已经回乡退休，选择留在新加坡的人则已经不起风浪的折腾。维系一代人家乡情感的客船服务，因此在1980年代初期停运，并在1985年新中通航后，被航空服务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