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的半年后,新加坡与中国的“乒乓外交”也登场。当年,中国首都北京主办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新加坡受邀参加,谢崇文获选参赛,并用“大开眼界”形容这趟北京之旅。


说到“乒乓外交”,很多人只想到1970年代中美以乒乓来打破两国民间几乎隔绝的情况,很多人并不知道,在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的半年后,新加坡与中国的“乒乓外交”也登场。


对新加坡乒坛“常青树”谢崇文来说,见证“新中乒乓外交”是运动生涯的一大幸事。


1971年4月,日本名古屋主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美国球员科恩上错了中国队专车,与中国名将庄则栋交了朋友,两人互赠纪念品,中美运动员的互动也一时成了国际美谈。当年,美国代表团也向中国代表团提出希望访华,得到中国高层同意,最终成就了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


在中美“乒乓外交”半年后,中国首都北京主办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新加坡受邀参加,谢崇文获选参赛。


今年69岁的谢崇文对《联合早报》记者说:“当时感觉很兴奋,当年不是每个人都能到中国去,只有45岁的病患才能到广州就医。我们却能去到北京,向校方请假时,校长非常惊讶还道贺。祖父辈都是从中国来的,家人也为我们能去中国感到难得。”


谢崇文与队友当年是从香港进入罗湖后,坐火车到广州,再转飞北京。整三个星期的行程中,他们除比赛外,还在休息期间参观长城、故宫和十三陵等名胜古迹,以及参访人民公社。


谢崇文用“大开眼界”来形容这趟北京之旅。他说,比赛场面非常大,中国、日本、朝鲜和北越等实力强队参赛,还有幸见到庄则栋和李富荣等世界名将。他也记得:“中国老百姓可能没见过与我们同行的黑人球员,加上我们穿着也跟他们不一样,所以特别留意我们。”


在比赛开幕前,谢崇文等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逾千名球职员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合影,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总理周恩来等。


一些小细节他记忆犹新,比如下榻酒店的房间能调节灯光,中方招待周到,酒店为运动员提供免费洗衣服务,晚上的夜宵有热牛奶和炒面。谢崇文后来也听说,中国在非洲当年没有直航,非洲球队也没钱坐飞机,所以队员齐聚尼日利亚,坐中国包机到北京参赛。


中国队访新 掀起本地乒乓热潮


谢崇文记得,人民币当时币值比新币大,他们每天获发10元人民币,20天的津贴相当于280新元,超过了他当时当记者的250新元月薪。


这趟北京之行后,1972年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访问新加坡更掀起了本地乒乓热潮。


谢崇文忆述:“前来的名将包括周兰逊、李赫男、欧盛联、陈锦堂和余锦佳。新加坡人看了表演赛后,才知道这些球员水平这么高。”


谢崇文因为乒乓交流,先后去了中国七次,1990年新中建交前三次(1971年、1972年和1976年),建交后五次。他记得,1976年那次交流尤为特别,他们有幸在北京迎接到访的建国总理李光耀。


回溯当时情景,谢崇文说:“我们在朝鲜参加完亚洲锦标赛后到北京,中国当局知道我们5月9日到,安排我们跟北京工人队友谊赛,10日特别安排我们到机场迎接总理李光耀,给他一个惊喜。他事先完全不知道我们会去,当时我们就站在第三排,在其他驻北京使节和中国官员,以及与中国和新加坡有邦交的国家代表之后。”


新加坡乒总在1985年聘请了中国国家队名将胡炳权当教练。三个月的密集训练,让新加坡在当年曼谷东运会获得女单和女团冠军。胡炳权之后,我国乒总陆续请了姚梅深、江嘉良、王小克和李树合等教练。


建交之后,两国体育交流进入最蓬勃时期。据谢崇文粗略统计,在过去30年里,单是乒乓球,就有500个中国球员、陪练、教练到新加坡来,当中有小部分回去,也有像新加坡国家青年发展队主教练井浚泓结婚入籍。


谢崇文说:“这样的交流促成我们的水平提升,如今我国男队十六七岁的本土球员郑耀恩已在东运会勇夺男单金牌。男队目前基本本土化,女队还有剩余力量在(于梦雨、林叶和单飞的冯天薇等)。除协助增进本地球员技艺,中国教练还帮助增强本地球员华语表达能力。这些球员华语说得不好,如今都讲得很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