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38年底，“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人物郁达夫几经周折来到了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由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于1929年1月15日创立）副刊编辑，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新加坡和当年马来亚华文报发展的一个关键事件。他在1942年2月4日与几个抗战作家潜逃至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至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题材。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任主笔和主编副刊虽是短短几年时间，却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新马华文报业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日前我从我国作家骆明（叶琨灿，我60年代在中正的老师）处借得《郁达夫新加坡文集》，一面翻阅，一面走入了时光隧道，听到大时代的脉搏和看到早期华社的人文景观。
郁达夫在1939年1月正式在星洲上班时，（那年恰是星洲日报创刊十周年）便在他接手的晨星版上写了一则《晨星的今后》的短文，正式跟读者打个招呼“我来了”。他在这两百余字的短文中对“晨星”这个名字给出一个寓意深刻的解释。他说：“……晨星两字，在中国的旧词汇里，是寥落的意思，也是稀少的意思。读者作者，若寥落起来，那就是鄙人之罪。可是《星洲》的此栏，若能日臻完善，日渐近于理想，使此小小的一个园地，得像稀少晨星之可贵而可珍，那就是鄙人之荣幸，亦即是爱护本栏诸君的大成功了……”
从分上下两册的《郁达夫新加坡文集》可以看得出，他当年在报上发表的文字都受到密切关注和用心剪存作档案，就因为他名气大。连他报上写过的几则“启事”“告读者”之类的公告文字都成了珍贵史料，如登于1939年1月12日晨星版的“希望于投稿诸君者！”说：“《晨星》园地，承诸君不弃，得有今日；以后更想再进一步，得知来汉脱（Leigh Hunt）说诗时的主张，成一多样统一的美观；所以深望投稿诸君，于游记、随笔、速写、论文之外，多方面的去采取资料。如书评、人物论、报告、图册（木刻、照相）等方面，都可以去试一试看。还有小说，无奈长稿太多，短小在几千字以内的独少，这一方面，亦希望努力一下，得产生出如法国人所谓Conte（小故事）出来。”
文字温馨，语气亲切，感谢兼鼓励，读来犹如苏东坡“承天寺夜游”之类短短百余字的趣味小品，尤其是令人感受到他栽培各类型文艺青年的火热心肠。此外，他也积极向“国内”的作家和艺术家朋友邀稿，在他盛邀之下，当年一些名气响当当的作家如萧红、柯灵、许广平、老舍、汪静之、徐悲鸿、茅盾等等都为《晨星》投过稿。
从郁达夫在新加坡这几年写的散文可以看到那时期的华人社会的一些活动和现象，几所学校请他写过校歌，如义安女校、树人、培群、民众义校。更多的是反映当年动荡不安时局的文章，大多数是发表在《晨星》版上。在他主编下，《晨星》承载了沉重的时代使命和他个人的心血。
《晨星》作为文艺园地一直耕耘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它和另一副刊版面星云版拥有广大读者，星云版长期连载武侠小说。当时另一受关注的小块园地《星洲漫步》每日一篇短文，由固定几位编辑和记者轮流上阵，文末只用一个单字作为笔名。我在1977年进入星洲不久也加入这个小块专栏的耕耘行列，这也是今天这个《漫步》专栏的名字由来。
20世纪初南来中国文人与《联合早报》前身的结缘更早，始于1923年由陈嘉庚创立的《南洋商报》。由骆明主编，2003年出版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详尽地罗列了自1920年到1965年期间南来的作家，两报历任总编辑中不乏佼佼者，如南洋商报的曾圣提、傅无闷（之前也担任过星洲的总编辑）、胡愈之、曾心影、李微尘、连士升；如《星洲日报》的朱宝筠、关楚璞、胡浪曼、潘公弼等。
其中胡愈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在1940年受南洋之聘担任总编辑，林任君（原华文报集团总编辑）于2016年7月23日中在“一报两国：《联合早报》的独特故事”的演讲中曾经透露一段“秘史”说，当年《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张楚琨以特派员身份到中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委托他在中国物色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来新加坡担任编辑主任（后称总编辑）。后来在周恩来的推荐下，胡愈之接下了南来的使命。
胡愈之在南洋时，每一天写一篇社论，也写专栏。日军南侵时，他与郁达夫等人逃到印尼，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又回来新加坡办《南侨日报》和几份刊物，1948年回中国。他比郁达夫来得稍迟，经历了战乱，办报之志不灭，是文人办报的典范。
战后的《南洋商报》跟1947年南来的作家连士升分不开，他先后任总编辑和主笔达二十多年之久，成为一个相当本土化的报人和作家。
1929年南来的胡浪曼在《南来作家研究资料》中被喻为“新加坡报刊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星洲时曾经主编过《文艺周刊》和《星洲画报》。新加坡沦陷时遭囚禁，被逼出任《昭南日报》编辑局长。写过一篇《缅怀郁达夫先生》，为研究郁达夫的学者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在两报的编辑和记者中也不乏南来作家，从绝对人数来说虽然并不惊人，但他们正如郁达夫所说的“像稀少晨星之可贵而可珍”。此外，许多南来文人虽没有在两报任过职（不少是投入教育界），却是报上忠实投稿者，也算是跟早报有缘。为写作人提供投稿的文艺园地，是新马华文报的报业特色，维持至今，已成报纸传统。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南来文人高度关注大陆时局，报上内容的效忠对象自然是祖国。另外，也由于南洋的创办人陈嘉庚政治认同倾向于共产党，胡氏兄弟则是靠向国民党，报纸也就成为国共两党博弈的平台。30年代中国的抗日，40年代的日本占领期间，是文人编辑作家记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时期，也是办报艰难的时期。日军入侵，南洋和星洲都停办。新马华文报承担起的时代使命也深受大陆作家的赏识，如林任君在上述演讲中提到“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曾经阅读过《星洲日报》，还赞其内容‘不比上海的报章减色’”。
南来作家与华文报百年来有不解之缘，相对之下，今日从事新闻工作的新一代毕业自不同领域，也为华文报打开了新窗口新视角。
谨以此文迎接《联合早报》95周年庆，希望能起温故知新的微薄作用。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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