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佣代理35年的酸甜苦辣

当女佣代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一种职业或一门生意后，一名中学女教师机缘巧合下入行，一做就35年，留下半辈子烙印，也成为行业先驱。

本期《大特写》，记者与被誉为女佣代理业导师的王杨贻荃，聊聊职业生涯的酸甜苦辣辛，也从中窥视女佣代理业的变迁。

王杨贻荃35年前转行当女佣代理时，亲友非常惊讶，因为她放弃了“铁饭碗”。那个年代，教师是很让人羡慕、受尊敬和薪水优厚的职业。

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能胜任。她曾扛着六七公斤重的录像器材，五天内赶四个城市面试女佣，一个月里一半时间当“空中飞人”，到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奔走，甚至在外国经历三次政变，在机关枪口下接受当地士兵检查、下榻的酒店被叛军占领、目睹城中一波波示

威人潮。

听着王杨贻荃娓娓道来亲身经历，仍能感受到当时的惊心动魄。

一切并非无迹可寻，至今活跃于商场和行业里的她，当年执教鞭时已崭露头角。

她在后港新民小学、中学和高中完成学业后，1968年到新加坡师训学院（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主修体育与第二语文，毕业后在笃行中学（Rangoon Sec）当体育和华文老师。1983年离职前，她先后转到实仁中学（Serangoon Sec）和务能中学（Bedok North Sec)执教。

在师训学院期间，王杨贻荃曾代表学院参加五大专运动会，身兼排球队和篮球队选手，也曾在师训学院内部举办的麦里芝蓄水池2.3公里越野长跑比赛中，打破学院纪录冲线夺冠。

在笃行中学执教期间，她是排球队教练，1972年带领学校以黑马姿态打败大热门圣公会中学，夺下全国中学排球锦标赛女丙组冠军。她受访时谈起这些经历仍如数家珍，也以此为荣。

个子娇小的王杨贻荃35岁诞下排行第三的小儿子时，因产前要预先聘请女佣照顾儿子，而认识了一名菲佣中介，在对方游说下，她毅然转换人生跑道，当起女佣代理，亲自为儿子寻找合适女佣当保姆。

她受访时表示，八十年代初外国女佣都先飞抵本地，觅得雇主后，得在雇主家试工三五天，等雇主满意女佣表现，才为女佣申请准证。

“当年女佣来到新加坡后，都会被安排住旅店，幸运的遇到好中介当然没问题，但还是有些女佣，不知最后落得什么下场。”

她说，当年收留女佣和介绍她们工作的，不乏三教九流人物，菲佣中介认为她形象正面，又有教师特质，既能开拓更多客源，也能循循善诱管好女佣，便努力说服她入行。

花四五千元买录像器材 出国为女佣拍视频

为提升女佣代理形象，她与香港有多年代理经验的中介，于1984年在新加坡设立女佣中介公司，并投资四五千元购买录像器材，再到外国女佣培训中心，拍摄数百名待聘女佣的样貌和谈吐，让女佣对着录像机自我介绍，再把彩色录像片带回新加坡，播放给雇主们慢慢挑、细细选。

王杨贻荃表示，当年为了去那些国家拍女佣的视频，一个月里至少半个月不在家，情况至少维持10年。

“儿子小时候就曾问过他爸爸‘为什么妈妈常常不在家？别人的妈妈是不是也这样？’我当然心酸，但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决定要做好的事情，就不能放下。”

当体育教师和爱运动的经历，赋予她强健的体魄、毅力和决心。以前每逢飞去菲律宾，都得在五天内走遍四大城市，包括首站的马尼拉、宿务（Cebu）、伊洛伊洛（Iloilo）和达沃（Davao），往往一个人扛数公斤重的录像器材，到女佣培训中心拍摄。

外界曾对女佣代理充满偏见，甚至指他们是“吸血鬼”和“过路财神”，王杨贻荃为此一度觉得自己转错行。

1993年，王杨贻荃与香港合伙人分道扬镳，她和丈夫过后设立“六合发女佣中介公司”营业至今。

她说，六合发其实有许多拓展机会，但因当初认为自己转错行，干脆不开分行，没想到这家公司一做数十年，她经手引进的女佣已超过万名。

她说，35年前入行时，女佣无需扣款，还能承担买机票往返新加坡的费用。随着同行恶性竞争，一些业者为吸引雇主而开出更低的中介费，进而提高女佣需支付的费用。

“我看着市场对女佣的扣款从200元、400元、600元……到现在的两三千元，让女佣背负更大债务。不懂情况的人还以为这些扣款都是给本地代理的，说我们是吸血鬼、过路财神，其实大部分费用都是被外国女佣培训公司拿去。”

虽然心有愧疚，但后来她看到更多女佣回头感谢她，有人赚钱回乡建房子、改善家人生活水平，也发短信来报喜，通知她孩子大学毕业或成家，让她越来越感受到这行业的“乐”。

这些年，委托她聘请女佣的不乏商场大亨、政要甚至明星，她感激许多雇主数十年来对她不离不弃，信任她，把挑女佣的重担交给她。

从夫姓，却打破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王杨贻荃认同自己“既传统又反传统”。

王杨贻荃的本名，其实是杨楚姿。她坦言，一直不喜欢父母取的这个名字，认为“楚姿”会被解读成“楚楚可怜的姿态”，与她爱运动和外向的性格不符。

那个年代，改名是一件大事，但她在师训学院的同学在一个偶然情况下写了“杨贻荃”这个名字送她，她一看就喜欢，瞒着父母改掉原名。

要为自己人生做主的她，在投入女佣代理业，独自扛录像器材四处飞的时候，就让当年也是教师的丈夫留在家照顾小孩，让她无后顾之忧。她坦言，这种女主外的情况，在三四十年前并不多见。

但她也表示，自己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嫁给丈夫王子铭后就从夫姓，大家都叫她“王太”，她也一律请外界称她为“王杨贻荃”。

她分享夫妻相处之道时说，为人妻最重要的是包容，并打趣说，认为自己是忍得比较多的一方，但丈夫想必不会认同。

为提升女佣代理形象，她与香港有多年代理经验的中介，于1984年在新加坡设立女佣中介公司，并投资四五千元购买录像器材，再到外国女佣培训中心，拍摄数百名待聘女佣的样貌和谈吐，让女佣对着录像机自我介绍，再把彩色录像片带回新加坡，播放给雇主们慢慢挑、细细选。

王杨贻荃表示，当年为了去那些国家拍女佣的视频，一个月里至少半个月不在家，情况至少维持10年。

“儿子小时候就曾问过他爸爸‘为什么妈妈常常不在家？别人的妈妈是不是也这样？’我当然心酸，但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决定要做好的事情，就不能放下。”

当体育教师和爱运动的经历，赋予她强健的体魄、毅力和决心。以前每逢飞去菲律宾，都得在五天内走遍四大城市，包括首站的马尼拉、宿务（Cebu）、伊洛伊洛（Iloilo）和达沃（Davao），往往一个人扛数公斤重的录像器材，到女佣培训中心拍摄。

她透露，当“空中飞人”的10年里，在外国经历三次政变，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斯里兰卡。

当时斯里兰卡政府军和闹独立的游击组织“淡米尔之虎”打内战，游击组织占领了贾夫纳半岛，全国紧急戒严中。

王杨贻荃那年她飞到斯里兰卡，到处是军队设下的路障，她坐车出外，每到一个路障就有军人用机关枪指着她，要她停车接受检查，她至少四五次在枪口下被查。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人脉，虽然当地政变，但当时我难得找到朋友安排我去见旅游部长，就冒险到官邸见对方，以便为未来铺路，在那里设立女佣培训中心。过后回想，其实心里很害怕，毕竟政变期间，政要官邸常被攻击和放炸弹，幸好最后平安无事。”

另一次在菲律宾经历政变，她已入住马尼拉的五星级酒店，晚上和当地女佣培训中心校长用餐后，就传出酒店被叛军占领，城市多处也遭叛军纵火。

“记得女佣培训中心女校长叫艾玛，当时餐馆职员都劝我别回去酒店，但我的行李和重要文件都在客房，最后还是决定回酒店看看。”

她表示，艾玛陪着她从酒店后门进入，她看到酒店大厅有许多士兵和外国记者，幸好叛军只占领10楼以上的房间休憩，也没骚扰房客；而她的房间在八楼，赶紧冲回房间锁上门，收拾好行李并洗澡后，坐上酒店安排的巴士转移到别处的酒店。

第三次经历的政变在泰国，当时首都已被叛军占领，还好她只是过境当地，有惊无险。

虽然数次历经险境，但都没让她打退堂鼓，仍然持续四处奔波。她自嘲说：“因为我一生劳碌命！”

女佣随时代演变，从以前的高学历女佣到如今的家庭女佣，未来专职女佣需求将激增。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本地工厂随工业化脚步激增，造成本地妇女走出家庭，投入生产线打工赚钱。

当时以本地人为主的女佣物以稀为贵，薪酬不但节节高升，甚至“吊起来卖”。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外地女佣相继涌入，先是马来西亚，后有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女佣。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水平较高、英语较流利的菲律宾女佣异军突起，成为许多家庭争相聘请的对象。

王杨贻荃表示，记得当年她聘请的第一个名菲律宾女佣米拉，就拥有教育硕士文凭；过后再聘请的另一女佣诺拉也大专院校毕业，还曾夺下选美赛亚军。

她说，以前容易聘请到高学历女佣，但过后随着越来越多女佣涌入，素质开始参差不齐。

她指出，随着本地人口老龄化，如今现在越来越多雇主愿聘请具有护理文凭的专职女佣。这类女佣的月薪比普通女佣高出约200元，相信拥有护理技能的女佣，在未来市场更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