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一周年 香港社会撕裂加剧

香港去年6月爆发反修例运动，社会严重撕裂。时隔一年，香港局势不但没有缓和，社会撕裂反而更加严重，看不到出路。

香港民主派去年6月9日发起“反修例百万人大游行”，掀开九七回归后规模最大的一场社会运动的序幕。时隔一年，香港局势不但没有缓和，社会撕裂反而更加严重，看不到出路。

朱浩霆（39岁）在香港从事金融行业。他和许多港人一样，参加了去年6月9日的反修例大游行，要求特区政府叫停修例。岂料港府不顾民意坚持硬闯立法会，结果触发之后一连串更大型的示威抗争浪潮。

令朱浩霆气愤的是，港府傲慢的态度其后接踵而来。朱浩霆住元朗区，他很清楚记得，去年7月21日那一天，网络一早就流传黑社会分子准备在该区教训反修例人士的消息。他不以为意，如常在晚上出外吃饭。回家后，朱浩霆打开电视，看到一批白衣人殴打身着黑衣的反修例市民，不禁哗然震惊，之后一直盯看电视直播到凌晨3点。

第二天，朱浩霆打开电视，竟然发现没有人在事件中被拘捕，心里感到无比愤怒。他告诉《联合早报》记者：“警察暴力对待示威者尚可以理解，这次警察竟然因为不喜欢示威者，纵容甚至勾结黑社会分子对付抗争者。这种行为超出了我向来的底线。”他说，之后港府官员每次出来都只是解画（粤语，指解释），没有任何处分，令自己渐渐对香港政府失去了信心。

朱浩霆一直是“浅黄”分子，坚持和平示威表达诉求，也加入过一些建制派团体。但经过反修例一役后，他开始和建制派保持距离，也对勇武派激进的做法有所改观。

“去年3、4月就开始有反修例活动，可政府一直没有回应和平的游行诉求，直到过了三个月才撤回。所以我虽然不认同示威者的手段，但会理解他们为何以武力抗争。假若他们不是这么做，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撤回草案。”

如今一年过去了，朱浩霆坦言对港府已经死心。他批评说，前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和中央政府还可以有商有量，但梁振英上任后开始倾向北京。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更沦为普通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北京推出香港国安法后，成为纯粹执行政策的角色。

另一香港人刘础慊（47岁）则是“深蓝”团体“政中香港人”的发言人，不时举行反对泛民的游行活动。他与朱浩霆刚好相反，对反修例示威者深恶痛绝，一早和黄丝朋友绝交，不相往来。

让刘础慊最生气的是，反修例人士表面上支持民主，实际上却容不下异见。他向本报举例说，有位朋友有次在连侬墙撕掉一张海报，被人拍下，之后个人资料、儿子就读小学的地址等个人信息都被放上网。恶梦降临，她不断接到匿名电话恐吓，甚至在街上被人跟踪。后来她忍不住走过去问对方想干什么，事件才渐告一段落。

刘础慊由于是政治人物，在反修例运动最炽热的时候也变得小心翼翼。一个例子是，他的手机一向是用人脸识别方式登入，为了防止被人抢手机，改用了输入密码方式登入。而他每次坐地铁的时候，也不敢打开手机看讯息，怕身边政见不同的人看到后一言不合就发生冲突。

刘础慊批评，泛民自私自利，若他们有妥协精神，几年前香港就可以通过政治改革的方案，社会太平，不会发生过去几年一系列政治事件。他对泛民十分反感，认为两边阵营要有一场流血冲突才能解决问题。

刘础慊和朱浩霆在政见方面南辕北辙，但讽刺的是，两人也有一个共识，就是对香港前景不无悲观，一致认为香港问题已经死结难解。刘础慊说，自己若不是人到中年以及有家庭，一定会移居中国大陆生活。

朱浩霆则相信，北京仍会致力保持香港作为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但在生活方面无可避免会收窄港人自由。他目睹身边不少朋友纷纷移民外国，也开始考虑移民，“好像英国，工资可能只有香港的七成，但一些二线城市生活指数并不高，而且起码有自由和社会公义。”城市生活指数由住房、交通、食品等200多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组成。

香港2014年爆发占中运动，支持运动的人佩戴黄色丝带，反对运动的人则以蓝色丝带作为标志。“黄丝”“蓝丝”之说慢慢从支持占中和支持警察者，扩大至泛民立场和建制派立场的人群。

时隔五年，香港去年爆发反修例运动，社会再次撕裂。一年过去，修例风波持续未息，“黄丝”和“蓝丝”的撕裂和对立反而越来越严重，两边阵营如朱浩霆和刘础慊都坚持捍卫自己的“丝带”，越来越多人把政治理念落实到实质性的行动。

例如，反修例运动支持者积极构建“黄色经济圈”，提倡同一阵营的人在消费时优先光顾政见相似的“黄店”；亲建制阵营方面，则鼓励“蓝丝”支持者光顾理念接近的“蓝色商家”，以及蓝色企业多聘请“蓝丝”。

香港《明报》6月初公布该报委托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去年5月底开始，在中央落实“一国两制”满意度、对中央、港府和警方的信心等范畴，港人的满意度或信任度渐趋两极化，给予0分或10分的比例都增多。

被问及对香港社会的未来发展是悲观还是乐观时，感到极度悲观和极度乐观的市民比例同样增加，极度悲观者由去年5月的12.7%增至19.5%；极度乐观者由5.5%升至7.5%。

负责调查的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认为，民意两极化，反映“民情都很两极化，不是很健康。”他说，社会群组严重分化和撕裂，差异源于政治取向，“市民对他们相信的理念愈来愈巩固，相反意见很难听得入耳。”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接受本报访问也指出，过去一年香港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严重撕裂，社会走向极端。尤其不少民调显示四五成的市民对政府和警察的评价为零分，显示经历过去一年的警民冲突后，市民已对政府和政治制度失去信任及信心。

他指出，港府近来不断派钱和推出纾困措施，但只是为了挽救当局的民望，不是要弥补社会伤痕。近来北京推出香港国安法，更显示当局日后的对港路线会以强硬为主，再谈如何恢复香港旧貌已没有意义。

蔡子强坦言，对香港的前景感到灰心。虽然抗争运动在疫情后无以为继，未必能再出现去年那样的大规模的抗争，但很多港人会选择移民或日后采取和政府不合作的态度，“我相信香港已经无法再回到以前和衷共济，共建香港的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