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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调研疫情源头 孙春兰指示当地暂停聚集性宗教活动

河北农村是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集中地,图为隶属地下教会的河北黄土港天主堂。此图摄于2018年9月30日。(路透社)
河北农村是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集中地,图为隶属地下教会的河北黄土港天主堂。此图摄于2018年9月30日。(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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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强调,要“汲取宗教活动导致疫情传播的教训”,暂停聚集性宗教活动。河北农村是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集中地,此前网上盛传,当地的地下教会活动是冠病疫情迅速传播,并且源头难寻的主因。

河北省石家庄市冠病疫情的溯源核查工作艰巨,到当地调研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强调,要“汲取宗教活动导致疫情传播的教训”,暂停聚集性宗教活动,令河北农村的地下教会再次进入舆论视线。

河北省自本月2日暴发疫情以来,已出现逾千起病例。河北省政府前天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此次疫情呈现高度聚集性,近八成的病例分布于石家庄市藁城区,藁城区九成的病例则分布于增村镇,病例之间都存关联。

据新华社报道,孙春兰15日至18日就到了藁城区增村镇实地考察居民社区、老年养护院、蔬菜批发市场、专科学校隔离点、医院等。

报道称,这次疫情的特点是主要发生在农村,医疗条件和防控意识相对薄弱。孙春兰强调,要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减少聚集,提高防护能力;要汲取宗教活动导致疫情传播的教训,暂停宗教场所、聚会点聚集性宗教活动。

虽然她没有点名具体的宗教活动,河北农村作为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集中地,此前网上已盛传,当地的地下教会活动是冠病疫情迅速传播,并且源头难寻的主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17日在一场研讨会上就坦言,河北这次的疫情溯源可说是近年来最艰难的一次,但没有说明理由,只是高度评价公安机关“担当尽责、主动作为”“以侦查破案思维追踪溯源”,并称疾控中心专家组成员将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

中国地下教会长期以来是个敏感话题,自河北疫情暴发以来,网上就有传言指当地的天主教地下教会是疫情源头。谣言称,在疫情暴发前,曾有多名欧美神父到小果村参加宗教活动,病毒因此从欧洲输入。部分舆论更把河北疫情和韩国新天地教会引发的疫情相提并论,指地下教会未得官方认可的属性,导致参与者不愿透露身份及行踪,令疫情溯源、传播链追踪的工作更加困难,有网民还上传了当地农村天主教堂信徒聚集做弥撒的照片,质疑“石家庄参与宗教活动的未成年人超多,当地民宗真的一点不管吗?”,引发部分网民针对河北教会活动展开舆论攻击。

但中国官方教会和受访学者都驳斥欧美神父输入病毒这一说法,学者强调疫情很可能是从附近机场传入。

据《中国基督时报》报道,石家庄市天主教爱国会曾在1月7日出面避谣,强调个别微信公众号、微博借机散布蓄意编造的不实言论,严重侵害了天主教会神长教友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声明也指出,暴发疫情的小果庄、刘家佐村、南桥寨村均非天主教村,村中只有零星天主教信友。

学者:机场附近村庄应是此次疫情溯源重点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则指出此次冠病疫情主要出现在毗邻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村庄,因此国际机场才是溯源工作的聚焦点。

他解释,正定国际机场是国际旅客进入北京的主要转站之一。国际旅客得先从石家庄入境并且隔离14天后才能进入北京,因此该机场很可能成为疫情的输入点。

此外,不少附近村民都在机场或周边的旅馆打工,他们不一定是通过人传人感染,也可能是通过物体传染,进而把病毒传入村庄。

唐任伍说:“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让当地的溯源工作特别困难。这次疫情不像去年的武汉疫情一样集中在一个市场,农村的范围更大。”

不过,石家庄疫情虽未必由“欧美神父”输入,孙春兰的上述说法似乎印证了地下教会活动确实导致疫情的传播。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一名村负责人在疫情暴发初期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也坦承,多名小果庄村确诊病例和来自其他村庄的确诊病例,都有在小果庄村“参加活动”的相同轨迹,这所谓的活动,就是一些信教的村民每星期三、五、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里进行宗教活动,每周最少两天,大概有几十人,都是岁数偏大的老人。情反弹后,中国部分地区暂停了宗教集会活动,河北邢台市本月10日发布通告,对疫情期间宗教活动举报者提供奖励。

河北地下教会的数目至今没有权威性的统计数据。据路透社2016年报道,天主教会在中国估计有800万至1000万名信徒,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为代表的“官方”教会;另一派是不被官方认可的地下教会,只宣誓效忠罗马教宗。德国之声同年也报道,中国天主教徒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其中四分之一生活在河北省,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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