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民对传统政治实践家持严格过苛政治评价标准，而对政治素人或非典型政治人物，反而容许其粗言粗语而有“草根意识”我群亲近感。然选民最初高度投射候选人的投票行为取向，最终经不起市政或国家治理成效落差的考验，导致期望及实际具体治理成效两极化评价。


“韩国瑜现象”此股政治韩流改变南台湾政治氛围，无论其最后当选与否，这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治权力结构已产生冲击。韩国瑜选赢可能冲击国民党的权力结构，挟其强势民意进行世代交替，四大天王马吴朱王让位难轻撄其锋。同时成为“南霸天”结合泛蓝执政县市，形成“地方包围中央”态势。


在民粹政治扬升政治氛围下，“韩国瑜现象”可能如同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样，掀起南台湾政治涟漪。


韩国瑜出自国民党黄复兴党部曾担任三届立委，政治实务上并非完全毫无经验，却消失政坛磨剑十年再起风云；为非典型政治人物却能以政治素人之姿参选，其快人快语、草根性及群众性，有时近似断裂、无厘头政策论述，揭起庶民政治之旋风。“北柯P、南国瑜”南北相互辉映，冲撞既有蓝绿政治格局，甚至其网络声量及人气指数直逼柯P。


“韩国瑜现象”的产生，奠立在分裂的台湾社会基础上，蔡英文政府主导四面出击的改革裂解社会利益结构，旧的利益结构已被打破、新的利益结构尚未形成，而分散、破碎、不满、怨怼的社会力量正在集结。蔡英文政府可能因改革而最终失去地方选举，一旦这场2020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溃不成军，最终将吞噬其所谓改革成果；甚至在泛蓝政治联盟以“地方包围中央”策略下，其国家治理及地方治理提早陷入跛脚困境。


韩国瑜在政治与政策论述上呈现高度不稳定状态，然却展现出善于运用争议性选战议题，创造张力吸引公共论坛关注，借舆论、网络媒体不断宣传造势。诸多争议性议题一在选战过程中被提出，此固然炒作选举话题提升能见度，但也失去政策辩论而流于政治口水战，伤及公共形象及公众信任度。


韩式幽默或许在一般人眼中认为是“无伤大雅”，而质疑批评者是“小题大作”，刻意“抹黄”“抹黑”。近年来民粹主义与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掘起，以素人政治之姿崛起于政坛，动辄崇尚粗暴言词脱口而出，强化政治魄力断然措施，彰显权威主义而少民主素养、言谈性别歧视影射性意涵充满男性中心主义而少性平意识，正因其政治素人或是非典型政治人物而有“言论豁免权”少受苛责，普遍选民已自我分裂对政治人物存在两套评价标准。


在民粹主义浪潮下台湾政治发展迈向“后现代主义”，而这一欠缺理性思辨与政治沟通的选举赛局已落后于现代主义，流于庸俗化及媚俗化。首先，在城市形象塑造方面，韩国瑜批判高雄“又老又穷”，现改口说高雄是“珍珠”，这等于完全否定民进党长期执政成效，易激起民进党全面极力反弹；这种批判反激起前市长陈菊高喊“我高雄人我骄傲”。双方拘泥于高雄“又老又穷”或“高雄骄傲”流于政治口水战，应列举高雄市城市治理竞争力指标对比排序，澄清民众市政建设之疑虑。


其次，在招商引资方面掀起“投资陪睡说”，此涉及性别平权主义及性平教育，韩式诙谐幽默提出“若有100个工作机会，我就抱你一下；若有1000个工作机会，我就亲你的脸一下；若来高雄投资1万个机会，我就以身相许，晚上陪你睡觉。”后改为“陪泡茶、聊天”。


韩国瑜对吸引投资振兴经济之说法，随投资额度增长其本人愿意“握手、抱抱、亲亲、陪睡”，此引发民进党籍立委邱议莹延伸批评为投资愿意“太太陪睡说”。此次“九合一”选举又绑公投议题，其中涉及“同志婚姻”及是否纳入民法或专法处理，两党候选人宜针对公投议题展开辩论，而非是两者说词皆逾越性别平权言论尺度，立下错误教育示范作用。


最后，韩国瑜的政治态度被批评为倾向保守主义及威权主义，着重经济上实用主义。韩国瑜表示一旦当选市长“所有政治的抗议、意识型态的请愿，全部不淮”“高雄经济一百分、政治零分”。当被抨击违反宪法赋予人民言论自由及集会游行权利之保障后，又改说“但会道德劝说”。韩国瑜之意应是采取政治务实主义、专注经济发展、减少意识型态争论。然“全部不淮”限制公民言论及集会游行权利，易被解读为提升经济增长而采行政治威权主义，俨然旧式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之复辟。


事实上，作为市长是无权“禁止政治请愿抗议”，此乃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韩国瑜这样的政治话术易被解读为充满政治威权主义思维及欠缺对公民权利保障意识。暴冲政治性格及欠缺民主政治素养，以及选举中充满韩式幽默带有性意涵与性暗示讲话，实有违性别平权意识。这有违当今教育强调公民核心素养能力及性别主流化教育思潮、平权意识，难以建构领航导向的公共政策。即使当选，其未来城市治理恐陷入无穷尽口水战，而分散掉对其能有效领导市政建设关注。


台湾选民对传统政治实践家持严格过苛政治评价标准，而对政治素人或非典型政治人物，反而容许其粗言粗语而有“草根意识”我群亲近感。然选民最初高度投射候选人的投票行为取向，最终经不起市政或国家治理成效落差的考验，导致期望及实际具体治理成效两极化评价。


民粹型政治人物虽易带动选民的政治热诚，但其政策内容往往流于空洞，甚至雷声大雨声小，最终可能导致国家治理或地方治理陷入空转。选民的高度政治期望往往伴随政治失望，冀望从选举中解决经济社会民生议题，但这也会使其从政治狂热者最终转向政治冷漠者，这实非成熟且健康公民社会之表征。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